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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四年，苏云烟后来回忆起来，像一本被水泡过的书。字迹还在，但顺序乱了，有些页黏在一起，有些页已经看不清了。

她记得的，不是完整的时间线，而是一些画面。

画面一：重庆，一九三八年春。

她们从那个小村子出发，走了两个月，才到了重庆。一路上经过了好多地方，名字她记不全了。只记得路很难走，山很高，雨下个不停。平安发了一次高烧，烧得整个人像一块炭，春兰吓得直哭。苏云烟找不到医生，只能把毛巾浸了冷水，一遍一遍敷在平安额头上。敷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烧退了。沈先生坐在门槛上，一夜没睡，手里攥着那把小手枪，眼睛红红的。

到了重庆，她们住进了一栋半山腰的旧房子。房子很小，两间屋子，外面有个窄窄的阳台，能看到嘉陵江。江水在冬天是灰绿色的，在夏天是浑浊的黄色，不管什么颜色，都流得很急，像有人在后面赶它。

沈先生被编入了新的部队，还是营长，但管的人比原来少了一半。他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带回来一袋米，有时候带回来一块肉，有时候带回来一身伤。苏云烟学会了用草药敷伤口，学会了在米缸见底的时候把一捧米煮成一锅稀粥，学会了在防空警报响的时候抱着平安钻进防空洞，在黑暗里听着头顶的爆炸声，一下一下数，等它停。

画面二：一九三九年夏，防空洞。

那天警报响了三回。第一次在上午，第二次在下午，第三次在半夜。第三次的时候，苏云烟已经睡下了，警报一响，她抱起平安就往防空洞跑。春兰在后面跟着，拖鞋跑掉了一只，没敢回去捡。

防空洞里挤满了人。有人在念佛，有人在骂娘，有个女人一直在小声哭，哭得断断续续的，像收音机没调好频。苏云烟靠着湿冷的洞壁，把平安的头按在自己胸口，捂住她的耳朵。平安已经习惯了，不哭不闹，睁着眼睛看着黑暗，像一只小动物。

爆炸声很近，近到能感觉到地面的震动。洞顶有土簌簌地往下掉，落在头发上、肩膀上。有人喊了一声“塌了”，人群一阵骚动，然后有人大声说“没塌，别吵”，骚动又慢慢平息了。

苏云烟在黑暗中闭着眼睛。她在想沈先生。他在哪里？他在干什么？他会不会也在某个防空洞里，或者在某条战壕里，或者在某栋正在燃烧的建筑里？

她睁开眼睛，看到对面坐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闭着眼睛，嘴唇一张一合，在无声地念着什么。苏云烟盯着她的嘴唇看了很久，才认出她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

她想，这个城市里的人，大概都在念着什么东西。有人念佛，有人念死去的亲人，有人念远方的爱人。她念的是一个人的名字。但她不会念出声。

画面三：一九四〇年冬，阳台。

那天下了一场罕见的雪。重庆很少下雪，更少下这么大的雪。苏云烟站在阳台上，看着雪花落在嘉陵江上，落进去就不见了。江面上有几条船，船夫撑着篙，像几根针在灰白色的布上慢慢移动。

沈先生从屋里走出来，站在她旁边。两个人并肩站着，谁都没说话。雪落在他的肩膀上，落在他已经有些花白的头发上。他才三十四岁，头发已经白了三分之一。

“云烟。”

“嗯。”

“仗打完了，你想去哪里？”

苏云烟想了想。“我想去看看海。”

“海？”

“嗯。我没见过海。”

沈先生沉默了一会儿。“好。等仗打完了，我带你去看海。”

苏云烟侧过头看着他。他的侧脸在雪光里看起来很硬，像刀刻的。但他说“我带你去看海”的时候，嘴角有一个很小的弧度，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深的柔软。

她没有告诉他，她不确定“仗打完了”这四个字，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画面四：一九四一年春，江边。

那天沈先生难得有一天假。他带苏云烟去江边走走。平安已经三岁多了，会跑会跳，在江边的石阶上蹦来蹦去，春兰在后面追着她，喊“慢点慢点”。

沈先生和苏云烟走在后面，隔了几步的距离。江风吹过来，带着水腥气和远处炊烟的味道。

“云烟。”

“嗯。”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初你没嫁给我，你会是什么样？”

苏云烟想了想。“大概会嫁给一个普通人，生几个孩子，每天洗衣做饭，老了以后坐在门口晒太阳。”

“你觉得那样好，还是现在这样好？”

苏云烟停下脚步，看着他。江风吹起他的军装下摆，他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水里。

“现在这样好。”她说。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样，我知道你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她顿了顿，“普通人的日子，过着过着，就不知道自己和谁在过了。”

沈先生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感动，不是心疼，是一种更接近于“认领”的东西——像一个人在茫茫人海里找了很多年，忽然找到了一个他一直在找的人。

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这一次，他的手不是凉的。是温的。

那天的夕阳很好，把整条江都染成了橘红色。平安在前面跑，春兰在后面追，笑声像铃铛一样散在风里。苏云烟想，如果时间能停在这一刻就好了。

但时间不会停。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消息传来的时候，沈先生正在吃饭。他放下筷子，愣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这下，仗还要打很久。”

苏云烟看着他。她当然知道历史。珍珠港事件之后，抗日战争还要打将近四年。但对她来说，这已经是她在民国世界的第四年了。她不知道系统会在什么时候结束这个测试，她只知道，每一天醒来，她都以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但每一天都不是。

她开始害怕一件事——不是怕测试不结束，而是怕测试结束了，她不知道怎么离开。

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

日子像磨盘一样，一圈一圈地碾过去。沈先生升了团长，又升了旅长。他越来越忙，越来越沉默，头发白得越来越多。平安上了幼儿园，学会了唱儿歌，每天回来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像一只小陀螺。春兰长成了大姑娘，有人来说媒，她红着脸说“我不嫁，我要伺候太太一辈子”。

苏云烟学会了做很多事。学会了腌咸菜，学会了纳鞋底，学会了在没米下锅的时候用红薯和南瓜填饱三个人的肚子。她的手变得粗糙了，指甲里总带着洗不掉的泥。她的脸上多了几道细纹，眼角那颗痣还在，但周围多了一些晒斑。

她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时候，有时候会认不出自己。

她想起真实的自己——十八岁，文科状元，被调剂到外语系，脑子里有一个任务系统。那些东西好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模模糊糊的，看得见但摸不着。

她开始怀疑，也许那才是梦。也许她本来就是沈云烟，本来就是沈先生的姨太太，本来就是平安的母亲。也许那个叫苏云烟的女孩，那个有任务系统、有脑电波测试、有华国高层的世界，只是她在漫长战争中的一个幻觉。

这个念头吓到了她。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那天重庆很热，热得像蒸笼。苏云烟在屋里摇着蒲扇，平安趴在地上画房子，春兰在厨房里做饭。收音机开着，里面的人在放京剧，咿咿呀呀的，听不太清。

然后京剧停了。

一个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字正腔圆，带着颤抖：“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

苏云烟手里的蒲扇掉在了地上。

平安抬起头：“妈妈，怎么了？”

春兰从厨房冲出来，围裙上沾着油渍，手里还拿着锅铲，眼睛瞪得大大的。“太太，您听到了吗？太太——”

苏云烟站起来，腿有点软。她走到收音机前，蹲下来，把耳朵凑近喇叭。那个声音还在说，说东京湾，说密苏里号，说投降书。每一个字她都听得懂，但连在一起，她听不懂。

胜利了。

打了八年的仗，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