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十二年（1275年）正月，忽必烈怀着对刘秉忠的敬重与感激，追赠刘秉忠为太傅、赵国公，谥号“文贞”。元成宗时，又加赠推诚协谋同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改谥“文正”。元仁宗时，更进一步进封爵位为常山王。在有元一代，汉人能够位封三公的，仅有刘秉忠一人而已，足见他在元朝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与卓越贡献。
刘秉忠一生，始终以大力推行汉法为己任，对民族的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他深知，在元朝这样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中，只有将汉族的先进制度和文化引入蒙古统治体系，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推动汉法的实施，努力在蒙古贵族和汉族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他的努力下，大量汉人得以在那动荡的乱世之中保存力量，延续文化。他不仅保护了许多汉族的文化精英，还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使得汉族文化在元朝得以传承和发展。
尽管刘秉忠只对蒙古皇族进行了改造，并未能改变整个蒙古贵族的习性，但这也使得元朝的政治风貌仍能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以往的汉族制式。他精心设计的官制、礼仪和行政管理体系，都深深扎根于汉族文化的土壤之中。这些制度不仅为元朝的统治提供了有效的框架，也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和发展。这也是明朝灭亡元朝后，仍称自己是承袭了元朝基业的重要原因所在。明朝的统治者们深知，元朝的制度和文化为他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刘秉忠的贡献。
从忽必烈想要统治好中原的角度来看，他迫切需要大批汉族知识分子来助力治理。忽必烈深知，要治理好中原这片广袤的土地，仅靠蒙古族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需要汉族知识分子的智慧和经验，需要他们的支持和拥护。为此，刘秉忠不遗余力地鼎力推荐了张文谦、张易、郭守敬、王恂、王文统、张耕、刘肃等“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这些人才都是当时汉族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有着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刘秉忠的推荐，不仅为忽必烈提供了一批得力的助手，更为元朝的治理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正是由于刘秉忠的推荐，忽必烈得以广泛吸纳汉族知识分子的智慧与力量，从而“得中土心”，赢得了汉族知识分子的衷心拥护。这些知识分子在元朝的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元朝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在政治上为元朝出谋划策，还在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推动了元朝的进步。他们的存在，使得元朝的统治更加稳固，也使得元朝的政策更加符合中原地区的实际情况。
毫不夸张地说，刘秉忠与忽必烈之间深厚的君臣情谊，为元朝在统一大业中赢得了民心，对元朝的统治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刘秉忠不仅是忽必烈的谋士和智者，更是他的挚友和知己。他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使得刘秉忠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元朝的统一大业贡献力量。而忽必烈对刘秉忠的重用和支持，也体现了他对汉族文化的尊重和包容。这种君臣之间的合作，不仅推动了元朝的统一大业，也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秉忠的一生，是为元朝的统一大业和民族融合而奋斗的一生。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制度的建设上，更体现在文化的传承和人心的凝聚上。他的智慧和努力，为元朝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中华民族融合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人物。
在经济方面，刘秉忠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他不仅关注国家的财政收入，更重视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他深知，一个国家的繁荣离不开百姓的安居乐业，因此提出了轻徭薄税的政策主张，以减轻百姓的负担。这一政策的核心在于减少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生产中去。同时，刘秉忠还着重强调了县令应该切实扶助老百姓搞好生产。他认为，地方官员不仅是朝廷政策的执行者，更是百姓生活的守护者。县令们应该深入基层，了解百姓的需求，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实际困难，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一主张体现了他对民生的深切关怀与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也为元朝的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
另外，忽必烈曾向刘秉忠询问“钱币之制”，刘秉忠的回答充满了智慧和远见。他说道：“‘钱用于阳，褚用于阴’。我朝国家龙兴于朔漠之地，应该使用褚币（纸币），子孙世代继承。如果用钱币，天下将不安宁。”这一回答不仅基于对当时经济形势的精准判断，还融入了他对道家思想的独特理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褚用于阴”的说法，民间常指阴间用纸钱。但刘秉忠从道家的独特视角出发，认为漠北居于北方，比较寒冷，按道家的理论属于阴，故而建议使用纸币。他的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他对道家玄学的深刻理解，更展现了他将哲学思想与实际经济问题相结合的能力。
从实际的经济管理实效而言，使用纸币更有利于朝廷对社会财富的管控。纸币的发行和流通可以由朝廷严格控制，避免了金属货币在流通中的损耗和流失。同时，纸币的使用也能够有效避免豪强势力对朝廷统治的威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豪强地主往往掌握大量的金属货币，他们通过囤积货币、操纵市场，对朝廷的经济政策和统治秩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而纸币的推行，使得朝廷能够更好地掌控经济命脉，稳定社会秩序。忽必烈显然也是深知其中利害，如同一个虚心好学的学生般，欣然同意了他的看法。
《新元史》据此认为，元代中后期元武宗、元惠宗铸钱的措施，最终导致了“天下亡于盗贼”的局面，这无疑应验了刘秉忠的远见卓识。从经济管理角度来说，全面使用等价的金属货币，的确是朝廷对经济管控能力不足的表现。要么就是朝廷发行的纸币在民间经济活动中失去信用的体现。例如，明朝中后期，钱币信用缺失，甚至不得不使用白银进行交易。这一现象反映出，当纸币失去信用时，经济秩序将陷入混乱，社会也将随之动荡不安。
刘秉忠的经济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世的经济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的主张和建议，体现了他对经济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对民生的深切关怀。他所倡导的轻徭薄税、扶助生产以及推行纸币等政策，为元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的远见卓识也为后世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提醒他们要重视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忽必烈对刘秉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气刚以直，学富而文。虽晦迹于空门，每潜心于圣道。朕居藩邸，卿实宾僚。侧闻高谊，余二十年。出从遐方，几数万里。迨予嗣服，须汝计安。不先正名，何以压众。”（《拜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制》）“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险艰，事有可否，言无隐情。又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与闻也。”“学窥天人，识贯今古。邃冲而有守，安静而无华。昔侍潜藩，稔闻高论。适当三接之，际恳上万言之书。盖将举天下而措诸安，以戒为人主者果于杀。朕嗣服而伊始，卿尽力以居多。盖得卿寔契于朕心，而独朕悉知于卿意。事皆有验，人匪他求。周旋三十年，不避其难。剀切数百奏，各中其理。”
这一系列评价，充分体现了忽必烈对刘秉忠的深知与信任。如此难得的君臣际遇，也使得他们能够携手共同开创出一番伟大的事业，青史留名。
后人评价刘秉忠的诗“萧散闲淡，类其为人”，能于淡中寓奇，追求恬淡辞面下的深蕴，故能淡而不枯。他那种恬淡的心境，不正是其“为无为，而无所不为”心态的一种精妙反映么？而要持如此之心，恰恰需要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倡导的要有“功成身退”的意识才能做到。这无疑为后人理解刘秉忠的心境与处世哲学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让人们更加深刻地领略到他的思想境界与人格魅力。
虽然刘秉忠在元代并不以诗文名世，而是以卓越的事功广为人知，但他那有限却精彩的诗作，依然丰富并升华了当时北方的诗坛。杨镰的《元诗史》就用了相当篇幅评价其诗，认为“他是元初北方诗坛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甚至觉得他超过了耶律楚材，这一评价充分肯定了刘秉忠在文学领域的独特贡献与卓越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