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贵族疯狂兼并土地的同时，汉族大地主也不甘示弱，兼并之风愈演愈烈。以福建崇安县为例，当地承担田税的民户共有四百五十家，每年需缴纳六千石粮食。然而，其中五十家地主大户，竟承担了五千石的税额，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他们，却牢牢掌控着六分之五的土地。这些大地主们，如同盘踞在地方的恶势力，他们不仅残酷剥削佃户，还想尽办法逃避国家的赋役。
在江南地区，田主们的剥削手段更是花样百出。除了向佃户征收高额租粮外，还随意摊派丝料，强行勒收附加粮。更过分的是，他们竟迫使佃户代替自己服差徭，将佃户当作免费的劳动力随意驱使。有的地主为了逃避差役，还使用“飞洒”“诡寄”等卑劣手段，将赋税和差役转嫁给普通百姓。这一系列恶行，导致赋役不均的现象日益严重，最终出现了“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的残酷局面。在北方地区，同样因赋役不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富者田连阡陌，财富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多；贫者却无立锥之地，只能在饥寒交迫中苦苦求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悲剧在这片土地上不断上演。
土地的高度集中，残酷的剥削压迫，使得元朝末年的社会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百姓们在死亡线上挣扎，对元朝统治的不满如同地底涌动的岩浆，随时都有可能喷发，一场足以颠覆元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正在黑暗中积蓄力量，只待时机成熟，便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全国。
元朝末年的朝堂之上，奢靡之风如瘟疫般迅速蔓延，将整个统治集团裹挟其中。朝廷用度日益奢靡无度，宛如一只永远无法填满的饕餮巨口，无情地吞噬着国家的财富，使得曾经看似强大的帝国，逐渐陷入了财政崩溃的泥潭。
在元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奢侈腐化已然成为一种病态的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对百姓的搜刮无所不用其极，每年从民间掠夺来的巨额财富，本应用于国计民生，却大部分都被挥霍在无节制的岁赐和荒诞的“做佛事”之中。元武宗时期，整个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钞二百八十万锭，然而，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位还不到一年，便大手大脚地花掉了八百二十余万锭。这些钱财如流水般被挥霍，仿佛是一场无止境的豪赌，完全不顾国家的财政状况和百姓的死活。
仁宗即位后，情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发糟糕。他在位期间，朝廷的支出竟然高达二千万锭，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入了蒙古贵族和那些受宠幸的色目人官商的腰包。这些贵族们身着华丽的绸缎，佩戴着价值连城的珠宝，每日在府邸中举办奢华的宴会，山珍海味摆满餐桌，歌舞升平，纸醉金迷。而那些色目人官商，凭借着皇帝的宠信，垄断商业，巧取豪夺，将巨额财富收入囊中，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元武宗统治时期，宗教活动的开支更是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用于敬神、修寺等宗教事务的费用，一度占据了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那些金碧辉煌的寺庙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拔地而起，寺庙中的佛像用黄金打造，装饰着各种珍贵的宝石。每一次佛事活动，都是一场盛大的奢华表演，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据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仅仅是供佛饮食这一项，该年就耗用了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杀的羊更是多达万头。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百姓忍饥挨饿的悲惨现实，而统治集团却对此视而不见，依旧沉迷于宗教活动带来的虚假繁荣之中。
英宗以后的诸位皇帝，更是一个个贪财好货，对财富的掠夺达到了无厌的程度。他们四处搜刮奇珍异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动用国家的力量。在宫廷之中，各种奢华的装饰层出不穷，宫殿的墙壁上镶嵌着宝石，地面铺着昂贵的地毯，每一件家具都堪称艺术品。皇帝们的生活更是奢华至极，他们的衣食住行都追求极致的享受，一顿饭的花费可能是普通百姓几年的口粮，一件衣服的价值足以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
在这种奢靡之风的侵蚀下，元朝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经常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甚至到了“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的地步。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元朝统治者绞尽脑汁，最终只能将沉重的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他们不断加重税收，各种苛捐杂税如雪花般纷纷落在百姓头上。田赋、商税、盐税等不断增加，百姓们辛勤劳作一年的收获，大部分都被官府搜刮而去。除了加重税收，元朝政府还滥发纸币。他们不顾市场的承受能力，大量印制纸币，导致市场上的纸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商品价值。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疯狂上涨。原本可以买到一石米的钱，没过多久只能买到半石，甚至更少。百姓们手中的积蓄迅速缩水，生活变得愈发艰难。
严重的通货膨胀如同一场巨大的灾难，席卷了整个社会。市场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小商小贩们的货物价格一日数变，他们辛苦经营却难以维持生计；普通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高得让人望而却步，许多人只能在饥饿和寒冷中苦苦挣扎。而那些达官显贵们，却依旧过着奢华的生活，对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这种巨大的反差，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对元朝统治的不满情绪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一触即发。元朝的统治在奢靡之风的侵蚀和财政危机的冲击下，逐渐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众所周知，元代时钞法大兴，中统、至正、至大等钞均是通货，又加上滥发钞票也就是不顾市场需求量而印钞票；除此以外，因为滥加赏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动用钞本（用来稳定币价的，也就是说百姓可拿着钞票去兑换等量足值的金银铜等本位货币，没有钞本就无法保证币值稳定），造成币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货膨胀严重。
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了一系列极其严厉的民族压迫政策，将民众划分为四个等级，这种人为的划分导致民族矛盾不断加剧，社会局势日益紧张。
蒙古人作为统治阶层，享有特权，无需从事任何劳动，却可以肆意占有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所有财产，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使得蒙古人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而汉人则被剥夺了诸多基本权利，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拥有，只能以出生日期来作为标识。他们的生活受到严格限制，不能拥有铁器，甚至连一把菜刀也必须几家合用，这种极端的限制严重束缚了汉人的生产生活。赋役的沉重负担，再加上灾荒的不断侵袭，使得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元政府妄图通过这种残酷的压迫手段来镇压以汉族为主体的反元斗争。伯颜甚至扬言要杀绝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这种极端的言论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得汉人对元朝统治的仇恨愈发强烈。即使在伯颜的侄子脱脱当政期间，对汉族的猜忌也丝毫没有减轻。在农民大起义之初，脱脱特地将相关卷宗的题目“谋反事”改为“河南汉人谋反事”，并以“汉贼大起”相称，这种带有明显歧视和偏见的言论，使得有识之士预见到元朝的统治必将被推翻。
而除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和贪污剥削之外，元朝还接连遭受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地区大雨成灾，饥民数量多达四十余万，社会动荡不安。二年，江浙地区遭受灾害，饥民数量更是高达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地区再次受灾，饥民数量仍有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流离失所。在天灾人祸的双重迫害下，农民们成群地离开土地，生活无以为继，武装起义相继而起，反抗元朝统治的浪潮此起彼伏。
在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试图缓解社会矛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禁令也逐渐被废除。延佑二年（1315年），元朝政府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试图通过清查土地来增加赋税收入。但地主们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们又为了邀功请赏，将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当作熟地充数，导致“苛急烦扰”，百姓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下，江西等地的农民率先发起了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反抗元朝政府的压迫，为后来的农民起义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