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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那扇厚重的木门。

雪花扑面而来，他站在风口里，回头看了张卫国一眼。

他的眼眶微微泛红，但没有泪。

“先生，我走了。”

“嗯。”

“明天，还有几份折子要批。”

“嗯。”

“那酒，下次还来喝。”

“行。”

他裹紧大氅，走进大雪里。

张卫国站在门口，看着那个瘦得只剩一副骨架的背影慢慢走远。

雪很大，天地间白茫茫一片，那个人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但脚步始终没有变，不疾不徐，稳稳当当。

和灞桥渡口走上那条破船时一模一样，和明州山路上扎紧草鞋带子时一模一样，和从淮南码头上拎着米酒壶走向药铺时一模一样。

张卫国忽然明白了。

这个大时代里，有人在写诗，有人在打仗，有人在朝堂上勾心斗角，也有人在灯下一笔一笔记下天下山川户口。

而这个正在雪中独自远去的人，用二十年的时间，做了他所有能做的事。不是全部都做成了，但每一件都认真做了。

他关上门，回到屋里。

炭火还在烧，盆里剩着几块红彤彤的余烬。他把灯芯压低了，然后在椅子上坐下来。

夜色浓得化不开，窗外的雪还在落，一片接一片，盖住了长安城所有的屋顶、所有的街道、所有的脚印。

元和九年十二月初七，李吉甫在相位上去世。

那是个清晨。

长安城连下了三日的大雪刚刚停了，东边的天刚蒙蒙亮，空气冷得能冻住人的呼吸。

张卫国站在西市的巷口等了整整一个时辰，等来了相府老管家踽踽走来的脚步，那双老眼肿得像核桃，远远看见他便扑通跪下，手里捧着一封信，信皮上只写了两个字：

先生。

张卫国接过信，没有当场拆。

他把老管家扶起来，让他坐在药铺条凳上，给他倒了一碗热茶。

然后他走到后堂，一个人站了很久。窗棂上结了薄霜，外面的梧桐树枝上挂满冰凌，风一吹，叮叮当当地响。

他把信拆开，信很短，只有三行字：

“先生，我走了，那些药方，替我收好，剩下的仗，让后来人打。”

张卫国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

他把信封放进药柜最上面那个抽屉，和干荔枝壳、枯柳叶、旧笔架放在一起。然后他关上抽屉，走出去，继续给人看病。

元和十年正月，武元衡在上朝途中遇刺身亡。

消息传到西市时正是清晨，张卫国刚把铺子门口的布帘卷起来，巷口的冷风便送来了远处一阵杂乱的马蹄声和此起彼伏的呼啸。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些骑马飞奔的禁军从巷口掠过，手里的扫帚杵在地上，没有动。

他想起了几年前把匕首放在李吉甫面前的那个雪夜，想起李吉甫说

人家已经准备动刀了时的眼神，那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疲倦的了然。

他知道，这是削藩代价的一部分。李吉甫病死在相位，武元衡死在刺客的刀下。

他们都是削藩的代价，是历史这台沉重机器碾过去时最先碎裂的那几枚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