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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种因为父亲面子而客客气气的尊重，不是那种因为背后关系而敷衍了事的需要。是真的被人看得起，是真的看到他的价值。

这些东西，他从来没有得到过。

王主任批评他，不是真的觉得他做错了什么。王主任是在完成一个流程——领导对下属的例行提醒，说完了，翻篇了，大家还是好同事。他的语气里没有真正的失望，没有真正的愤怒，因为宋明宇做得好不好，对王主任来说其实没那么重要。宋明宇是来“有个地方待”的，是来“有个正经工作不闲着就行”的。他不是这个单位真正需要的人，这个单位也不真正需要他。

这个认知像一根针，扎的他滋滋的疼，扎的他面红耳赤。

王主任的话还在继续：“……年轻人嘛，谁还没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出了门跟媳妇吵架，到了单位一整天不想说话。但是小宋，咱们是干工作的，工作就是工作，情绪就是情绪，得分得开。你说是吧？”

他说完了，端起保温杯，等着宋明宇接话。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宋明宇的手使劲握了两下，又松开，右手还搓了几下手指，像在给自己鼓气，随后他抬起头，直视着王主任的眼睛，语气和目光里都像是诚恳的惭愧：

“王主任，我能力确实不足，这次工作做的确实不好。让领导担心了，回来后我一直在反思，我觉得这份工作我干不好。我不干了。”

王庆春端保温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办公室里安静了足足有三秒。

王主任缓缓把保温杯放回桌面，杯底磕在玻璃板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他看着宋明宇，表情从刚才的“长辈温和提醒”变成了一种难以描述的东西——困惑、意外，还有那么一点点被噎住了的、说不出口的尴尬。

“你说什么？”他问，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个调。

“我说我不干了。”宋明宇的语气平静得不像是在辞职，更像是在陈述一个天气事实，“王主任，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辞职报告我这两天写好了送过来。但在那之前，我会把这次出差的报销整理完，该走的手续走完，不会给单位留尾巴。”

王庆春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他是真的懵了。不是因为事情有多大，而是因为他完全没料到。他叫宋明宇过来，本意是点一下、提醒一下，给这个年轻人一个台阶下，让他知道领导在关注他、在关心他，以后注意一点就行了。他甚至还在心里盘算过——不能说得太重，也不能太轻，要让这孩子知道规矩，又不能伤了面子，还得让他回去跟他爸吃饭聊天的时候，无意间提一句“王主任挺照顾我的”。多难的一个分寸，他拿捏了半天，觉得自己拿捏得还不错。

结果这孩子直接掀了桌子。

而且是那种——很平静地掀。不是拍桌子瞪眼，不是摔门而去，就是简简单单一句“我不干了”，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这让他连个发火的由头都没有，连个“年轻人太冲动”的教育机会都不给他。人家不冲动，人家很冷静，人家甚至说了会把报销单整理完再走——这说明不是一时上头，是真的想好了。

那他王庆春算什么？他这通谈话算什么？他小心翼翼拿捏了半天分寸，结果人家压根不是在等他批评，人家是在等他开口，好顺水推舟把辞呈递上来。他成了这场辞职大戏里的一个道具，一个被动的、毫不知情的、被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牵着鼻子走的道具。

这份无辜，这份窝囊，让他胸口堵得慌。

“小宋，”王主任的声音变了，没有了刚才的温和，多了一种“你让我怎么交代”的急切，“你这是……遇到什么事了？还是我刚才哪句话说重了？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咱们可以再聊聊，没必要——”

“没有，王主任，您说得都对。”宋明宇站了起来，“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这几天想了很多，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这份工作。趁着年轻，想换个方向。没有别的意思。”

他舒了口气，像是终于卸下了什么重担。

王庆春的脸上写满了欲言又止的复杂表情——有意外，有不解，有“我该怎么跟老院长交代”的焦虑，还有一丝被一个毛头小子当众晾在那儿的、下不来台的恼火。最重要的是，那张脸上写满了无辜——我什么都没做，我就正常说了几句话，你怎么就辞职了？

“你这个……”王庆春张了张嘴，想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冲动”，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孩子”这个词在现在这个语境里说出来，显得他更尴尬。他想说“你再考虑考虑”，但这句话说出来，像是在挽留一个他刚才还在批评的人，怎么听怎么别扭。他想说“你爸知道吗”，但这话说出来，等于承认他怕宋黎民，等于把这场谈话的所有底牌都亮在了桌面上。

他什么都说不出来。

宋明宇没有给他时间把话说圆。

“王主任，我先去把报销单整完。辞职报告我这两天送过来。”

说完，他微微弯了下腰，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很安静，他的皮鞋踩在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一下，一下，一下。

他走得不快不慢，没有回头。

心脏剧烈跳动过后，忽然回归到了一种极度的平静，像卸下了个背起来不趁手的扁担，忽然好轻松。

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继续整理报销单。

报销单、车票、餐票、住宿票，一张一张地核对，一张一张地分类，一张一张地用回形针别好。他做得很仔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仔细。不是因为责任心突然爆发，是因为他想清楚了——这是他在这张桌子上做的最后一件事。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再是“宋主任家的公子”了。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叫宋明宇的、二十九岁的、刚失业的普通人。

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反反复复地转着，像一台卡住了的唱片机：

从今天开始，他不要再花父亲一分钱。从今天开始，他不要再靠父亲的任何关系。从今天开始，他要自己走路，自己吃饭，自己挣钱，自己活。

哪怕摔得头破血流，哪怕饿死在北京或者林州的某条大街上，他也不要再回到那张铺好的、温暖的、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床上去。

他要强迫自己，真正的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