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床，下半身已经麻痹而毫无知觉，辗转于床榻前的梅韵贞已憔悴不堪，鱼网似的皱纹布满着她的眼脸，脸上毫无血色，腊白、腊白的。惟有高耸的颧骨下那双扑闪扑闪的杏眼还闪烁着一丝生命的亮色，高耸挺拔的鼻梁保留着当年梅大小姐的风韵，只是显得有点骨立形销，她像是被岁月风干的木乃伊那样静静地躺在这张松软的席梦思床上，这床简直就是她的墓地，使她感到无言的绝望。唯一支撑着她苟延残喘的生命之烛而发出微光的是那缕无望的期待，她想再见上她的丈夫谭儒文一面，她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希望。她始终在期待着。
严酷的生存现实，证明这位过去风华绝代的才女已步入了形容枯槁的晚年。她用颤颤巍巍的双手，接过小保姆递过来的老花眼镜，正在展读一封她不知道读了多少遍的信，今天她再次品味咀嚼着谭儒文回信中所潜藏的微言大义。
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死。她的心已死过100回了，而现在她捧读谭儒文的信仍然像是在她那死水般的心中激起了一股微微的波澜，她像孩子一样又哭了。
下午一觉醒来，她在小保姆的搀扶下，背上垫了一床棉被，竟然坐了起来。在夕阳下的一片红云中，她看着信，静静地回忆着过去的岁月，也许太兴奋了，太激动了，躺在床上她了无睡意。闭着眼睛，脑海中翻腾着往事，像是潮水似的一波一波，接连不断。她在黑暗中回忆着过去。服了几片安定，好容易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她就这么时睡时醒，睡梦中回忆着她和谭儒文在一起那短暂的欢娱，清醒时又在脑海中翻腾着噩梦似的生活，她支撑着活下去，那是因为她心中还残存着一丝期待，她期待着能和谭儒文团聚的一天。这种无望的期待，支撑着她微如烛光似的生命，这微弱的光照支撑着一个“活下去”的信念，这是爱情的魅力在临终前的显现。
她那美好的回忆埋葬在溪城梅家大院那深宅的后花园里，埋葬在古都圆明园路那幢西班牙式洋楼的中将官邸中。自从古都市解放后，那幢豪华舒适的官邸和那辆司蒂倍克兜风车就作为敌产被没收了。她本来是可以和汤恩伯的家眷一起飞走的，就因为谭儒文去了台湾后，她就带着冠中去了溪城，在国军家属撤离时，溪城已落人解放军之手。不久，梅凤高作为汉奸商人被关押，她又带着已上了中学的谭冠去了古都市那幢西班牙式官邸，古都市解放后作为敌产，洋楼被当时的军管会没收了。他们母子住进了城南的大杂院。
她从此告别了阔太太的生活，开始替人缝缝补补，依靠从溪城家中带出的首饰细软，藏身于茫茫人海之中，苦熬着岁月。
谭冠中在上大学时把名字改成了谭冠，那“冠中”毕竟太响亮，
他怎敢冠绝中华呢人还是谦虚一点好，更何况他有着国民党旧军官那样一种家庭背景呢。谭冠的“冠”者只是一顶帽子而已，而且还是一顶民国时期的旧帽子，帽子上依稀留着“国军家属”的字样，他待人、处事、接物就得格外小心谨慎，小小年纪他感到了社会的压力，懂了玩韬晦，玩深沉，看人的脸色说话。那时谭冠很少回家，以示和曾经是国民党官太太的母亲划清了界限。
大学毕业后，由于邬教授的鼎力推荐，他又因为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突出成果，去了a省的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看上去他谦虚谨慎，埋头学问而不问世事，实际他心怀城府，深谋远虑，抱负宏大，随时侍机而发。他虽然暂时忘记了母亲，而父母亲的阴影却随时伴随着他。当他以最“”的言词书写着一张张投枪匕首式的大字报，他的文化底蕴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总的暴发，他终于在“文化大”的风浪中冲上了时代的浪尖，他成了研究所的红色造反队勤务组的小头头，不过很快他又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滑入了波谷，他昔日的战友把他称作混进造反派队伍中的“小爬虫”，他被抛出了队伍，于是他又有机会埋头于学问。
到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和他的全家被下放到易州去了。凭着他的一手好字，一笔好文章，由大队到公社，由公社到县，由县到市，他进了市委员会政工组的宣传组。宣传组的组长就是那位当年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夫人，一个不会宣传的宣传组长，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一个面目慈祥的老大姐，一个从谏如流、政治上开明的好领导，组内同志都称她为“大姐”。大姐的丈夫由省领导人的岗位而被机关造反派加军管会首长组成的省委员会贬到了易州，成了市委员会副主任，也只是挂挂名，作为领导干部“三结合”的花瓶而已。那也算是对曾经被打倒了的“走资派”落实政策。
“文革”结束，曾经走出军营进入政界的大大小小的司令和政委们完成了历史使命后，又随着最高领袖的“兵归营，政归党”的号召回归了军营。造反派头头们下乡的下乡，关的关，抓的抓，也都作鸟兽散，各人又回归了自己的社会角色。曾经一落千丈的被当成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省领导纷纷落实政策，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省委大院。
书记大楼的旧主人又回来了。郑东不久随着也曾是书记处书记，后来成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老首长奉调去了北京。谭冠随着“大姐”回到了古都。他深深地知道他这个带着“旧军官家属”小帽子的人，必须小心谨慎得像老鼠那样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活着，而且这只小老鼠还必须吸附在玛瑙盘上，才能因为官场“投鼠忌器”
的心理而避免落得被捉拿宰割的命运。这一手法后来被大小贪官们也反复利用，古代权术中又叫狐假虎威，拉大旗做虎皮一类，谭冠后来总结为官之道时称为“借势”或“造势”。这借势之术被他悄悄地向他的圈内人物推销，比如在邬历社长遭到郭斌、李白舫等人攻击时，他不失时机地授意邬历为省内的一些爱好诗词写作的领导出版了一批诗文选集之类。这些诗文集当然由邬历亲自操刀，
从选题立项到排版、装帧都由邬历单独进行。于是，在省委、省政府大院乃至首长的私宅里经常可看到了邬历忙碌的身影，使凡有为文作诗雅好的首长们都能得到一本装帧精美的诗词集或散文、
评论集。尽管这些官样文章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甚至还要贴上丰厚的稿费。而对于邬历、谭冠的社会效益却是受用不尽的，否则组织部、宣传部的于部们怎会在扬子出版社群情激奋揪邬历时突然来考察他，要提拔他当厅局级后备干部呢不能不说这些装帧精美、稿酬优厚的小册子发挥了潜在的、为其官场升迁扫平障碍的巨大作用。
聪明的贪官污吏往往拉大旗作虎皮来掩盖自己的秽行，让有着投鼠忌器传统的官儿们不敢对吸附在权力玛瑙盘上的老鼠下手。有着诗文雅好的领导们在满足于自己虚荣的同时，无意中成了贪官污吏的保护伞，他们是善良的、正直的、无私的，然而却陷身子部下精心构筑的陷阱之中。只要跳进这个伪装的陷阱就难以自拔，因为双腿拔出陷阱的也带出了泥，这是有损领导同志光辉睿智形象的事。凡有损领导形象事，根据官场“为尊者讳”的传统是不宜大事张扬的，这一“讳”也就将那些贪官污吏的劣迹也同时讳了起来，这就是“借势”之术的妙处，旨在拉领导一起趟浑水，借领导之势招摇就可以有恃无恐。后来这“借势”之术又被崔牛牛用在制造行政性翻牌公司的发行集团筹组上，竟也屡试不爽呢。谭冠的借势也就是投“大姐”所好，过年过节串串门，提几条鱼，送点不起眼的小纪念品，去看看“大姐”及领导。“大姐”也算不忘患难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