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一年四月，京城的槐花刚在瑞祥号的青瓦上缀满白影，后院账房就传来王瑞烦躁的叹气声。江兰抱着刚从苏州分店送来的丝绸样布路过，听见账房里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却夹杂着伙计们的低声抱怨，便掀开门帘走了进去——只见八仙桌上摊着七八本泛黄的账册，有的页面被墨汁涂得发黑，有的地方用红笔勾了又改，王瑞正捏着眉心，面前的算盘上还卡着一颗算珠。
“王大哥，这是怎么了？都快晌午了，还没对完上月的账？”江兰把丝绸样布放在一旁，拿起最上面的账册翻看——里面记着“三月初五，卖杭绸十匹，银五十两”“三月初七，买棉花二十斤，银四两”，可翻到月末结余，却写着“结余四十二两”，按收入减支出算，五十减四该是四十六两，明显差了四两，可账册上没写哪里漏了。
王瑞见是江兰，苦笑着把算盘推过去：“别提了，这月的账乱得像一团麻！卖丝绸的收入漏记了一笔，买棉花的银子又记重了一次，三个伙计对账对了两天，才算出这四两差额，可到底是哪里错的，还是没找着。之前兰馨分店少，账还好记，现在南北十几家分店，每天的收入支出一大堆，光靠‘流水账’记着，早晚得出大错。”
江兰心里一动。不止瑞祥号，前几天去内务府对接宫廷采买时，苏培盛也跟她抱怨过——内务府采买苏州丝绸，账上记着“采买百匹，银五百两”，可实际收到的只有九十五匹，负责记账的太监翻遍了账册，也说不清那五匹丝绸是在运输中丢了，还是被人私吞了，最后只能自己凑钱补上。而新政推行到现在，各省税收增多，户部的账更是乱成一锅粥，有的地方报的“火耗归公”收入，和实际入库的银子差了三成，官员们查来查去，也查不出问题出在哪。
这些问题，根源都在“记账方式”上——清代沿用的“单式流水账”，只记“收了多少、花了多少”，不记“钱从哪来、花到哪去”，也没有“收支核对”的环节，一旦出现错漏，根本无从追溯。而她穿越前在医学院学过的“复式记账法”，正好能解决这个问题——把每笔收支都按“来源”和“去向”分类，再每月核对“总收入=总支出+结余”，账目自然清晰。不过，复式记账法太复杂，得简化成清代人能看懂的版本。
“王大哥，我倒有个记账的法子，能让账目清清楚楚，以后对账半天就能完，还不会出错。”江兰拿起一张空白宣纸，用炭笔在纸上画了个表格，分成六列，分别写“日期”“事由”“进（收入）”“出（支出）”“结余”“备注”，“你看，咱们把每笔钱都记在这表格里，‘进’就是收的钱，‘出’就是花的钱，‘备注’里写清楚钱是卖什么得的、花在哪了，比如卖杭绸的五十两，就在‘备注’里写‘卖杭绸十匹’；买棉花的四两，写‘买棉花二十斤’。每月底的时候，把‘进’的总数加起来，‘出’的总数也加起来，用‘总进-总出’，看是不是等于最后一天的‘结余’，要是相等，就说明账没记错；要是不等，就看哪笔‘备注’没写清楚，一查就知道。”
王瑞凑过去一看，眼睛渐渐亮了：“这么记的话，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写得明明白白，就算错了，看‘备注’也能找出来！可这‘总进-总出=结余’，真的管用吗？”
“当然管用。”江兰拿过之前的账册，按新方法重新记了一遍：“三月初五，日期写‘三月初五’，事由‘卖杭绸’，进‘五十两’，出‘空’，结余‘五十两’，备注‘卖杭绸十匹，买主李掌柜’；三月初七，日期‘三月初七’，事由‘买棉花’，进‘空’，出‘四两’，结余‘四十六两’，备注‘买棉花二十斤，卖家张老汉’。你看，这样记下来，结余就是四十六两，之前的四两差额，其实是之前的账漏记了‘三月初九，给伙计结工钱二两’，现在只要补在表格里，出‘二两’，结余就变成四十四两，总进五十两，总出六两，五十减六正好是四十四两，一点都不会错。”
王瑞拿起笔，照着江兰的样子试了试，越写越觉得顺手：“这法子太好用了！比之前的流水账清楚多了！我这就把账房的伙计都叫来，你教教他们，咱们瑞祥号从这个月开始，就用这个新法子记账！”
当天下午，江兰就在瑞祥号的账房里开了“记账培训班”。账房的五个伙计围坐在桌旁，江兰拿着表格，一个一个教他们怎么填：“记住，不管是收一两银子，还是花一文钱，都要记下来，‘备注’不能偷懒，比如收的银子是卖皂的，还是卖茶叶的，花的银子是买布料，还是给伙计发工钱，都要写清楚。要是遇到‘先赊账再收钱’的情况，比如李掌柜先拿了五匹丝绸，说过几天给钱，就在‘备注’里写‘李掌柜赊杭绸五匹，欠银二十五两’，等他还钱的时候，再记一笔‘进二十五两’，备注‘收李掌柜赊账’，这样就不会忘了。”
伙计们一开始还有些生疏，可练了几笔后，就都掌握了窍门。负责记分店账的伙计赵二，之前总把南京分店的收入和苏州分店的弄混，用新方法记了两天后，笑着说：“江姑娘，这法子太好了！南京分店的收入，我在‘备注’里写‘南京分店卖皂五十块’，苏州分店的写‘苏州分店卖丝绸三匹’，再也不会弄混了，昨天对账，半个时辰就对完了！”
瑞祥号用新记账法的第一个月，就显出了效果——之前需要三天才能对完的账，现在半天就搞定了，不仅没出现错漏，还查出了之前被忽略的“小问题”：有个伙计买布料时，被布商多收了五钱银子，因为“备注”里写了“买布料十丈，每丈三钱”，总该花三两，可实际花了三两五钱，一看备注就知道布商多收了，王瑞找布商理论，顺利把钱要了回来。
消息很快传到了兰馨的其他分店。苏州分店的吴掌柜，之前总被“茶叶损耗”的问题头疼——从茶农手里收的茶叶是一千斤，卖到北方却只剩九百斤，不知道损耗在哪了，用新记账法后，在“备注”里写清楚“收茶农茶叶一千斤”“运输损耗二十斤”“储存损耗十斤”“卖出九百七十斤”，一看就知道损耗在运输和储存上，立刻调整了运输方式，损耗减少了一半。南京分店的刘成，也用新方法查出了“伙计私拿香囊”的事——“备注”里写“做香囊两百个”，可卖出的只有一百九十个，差的十个，一看“支出”里没有“赠送”或“损耗”的记录，一问才知道是伙计私拿了，当即就把问题解决了。
五月初，户部侍郎王大人听说了瑞祥号的新记账法。当时户部正被“山西火耗归公”的账目搞得焦头烂额——山西报的火耗收入是五万两，可实际入库的只有三万五千两，查了半个月，也没查出那一万五千两去哪了。王大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亲自去了瑞祥号，想向江兰请教。
江兰正在教账房伙计记“棉花收购”的账，见王大人来了，连忙请他到客堂。王大人刚坐下，就急切地说：“江姑娘，听说你有个新式记账法，能把账目记清楚？户部现在的账乱得很，山西的火耗收入差了一万五千两，查不出问题，你能不能教教我们？”
江兰拿出新记账法的表格，给王大人讲解：“王大人，您看，户部的账可以这么记——‘进’里记‘山西火耗归公五万两’，‘出’里记‘运输到京城三万五千两’，‘备注’里写清楚‘山西火耗归公五万两，由山西布政使张三押送’，要是实际入库只有三万五千两，就看‘备注’里的押送官员，找张三问清楚，剩下的一万五千两是不是在运输中丢了，还是被他私吞了，一查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