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十四年秋的朝堂，气氛比深秋的寒风还冷。翰林院老编修刘宗儒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跪在丹墀下，手里高举着一本泛黄的《四书章句集注》，声音嘶哑却坚定：“皇上！新政重商轻农、改税乱制，是舍本逐末！《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农为邦本，商为末技，如今瑞祥号商人与农户同享新政利，是违孔孟之道！”

他身后，八名守旧官员齐刷刷跪下，齐声附议：“请皇上罢新政，守古法，免失天下士子心！”

胤禛坐在龙椅上，眉头拧成疙瘩。刘宗儒是康熙朝大儒的弟子，在士子中威望极高，他拿儒家经典说话，朝堂上支持新政的官员竟一时语塞——谁也不敢说孔孟错了，可新政若因“违经典”被罢，之前的民生成果就要付诸东流。

退朝后，胤禛留江兰在御书房，指着案上刘宗儒的《驳新政疏》，叹道：“兰丫头，你看这疏里引的‘田里不鬻’，说摊丁入亩允许土地流转违古法；引‘重义轻利’，说平准基金赚银是逐利。士子们信他，百姓们也信，朕总不能跟孔孟唱反调吧？”

江兰接过《驳新政疏》，指尖划过“离经叛道”四个字，心里却很平静。她想起刚穿越时，在兰馨学院教寒门学子读《尚书》，里面“民惟邦本”四个字，不正是新政的初心吗？她抬头对胤禛说：“皇上，臣想资助翰林院编修，编一本《新政考》——从儒家经典里找新政的依据，用民生实绩证明‘新政是守本，不是叛道’。刘宗儒能用经典攻新政，咱们就能用经典护新政。”

胤禛眼睛一亮：“好！编修的人选，你亲自定，朕给你‘翰林院藏书借阅权’，再拨500两编书银，你只管放手做！”

三日后，江兰在翰林院的编修房里，见到了陈敬之。陈敬之四十岁，穿着洗得发白的棉袍，案上堆着《尚书》《孟子》的孤本，手里还握着笔，正在写“民生札记”。他是寒门出身，早年靠兰馨助学基金才读得起书，师从主张“经世致用”的大儒，任翰林院编修五年，因敢说“新政利民生”，常被刘宗儒排挤。

“陈编修，”江兰递上一杯茶，“我想请你编一本《新政考》，从儒家经典里找新政的依据，让百姓知道，新政跟孔孟之道不冲突。”

陈敬之放下笔，眼里瞬间亮了。他早就想反驳刘宗儒的守旧论，只是人微言轻。“江大人，”他激动得声音都有些抖，“我早就觉得，孔孟之道在利民，不是守旧！平准基金让农户吃得起粮，兰馨医馆救百姓的命，这都是‘民为本’，怎么就离经叛道了？我愿意编，就算被刘编修骂，我也认！”

江兰又找了两名年轻编修：李桐三十五岁，懂算术，能整理民生数据；吴彬三十二岁，擅长写白话解读，能让百姓看懂。三人组成“《新政考》编写组”，编修房就设在翰林院的西厢房，江兰还让人搬来了兰馨书院的孤本经典，供他们参考。

接下来的一个月，编写组忙得脚不沾地。江老实带着瑞祥号的木工，给编修房做了三个楠木书架，分层刻着“经部”“史部”“政部”，方便他们放经典和数据册；还做了三张书写案，桌面铺了绒布，防止墨汁渗透。江王氏则带着织坊的女工，给三人做了厚棉袍，深秋的翰林院冷，棉袍能保暖；还做了护腕，编修们握笔久了，手腕会酸，护腕能缓解些。

每天清晨，丫蛋都会提着食盒，给编修们送“安神粥”——江王氏特意做的，莲子加百合，能让他们熬夜编书时不心慌。食盒里还会带些江大宝送来的“民生数据册”，里面记着“江南农户购粮成本降了30%”“青海军屯亩产增了50%”，都是编书的实证。

编写《民本篇》时，李桐却犯了难。他看着平准基金的利润数据，皱着眉说：“陈兄，《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平准基金赚了银，刘编修肯定会说咱们‘逐利’，这怎么圆？”

陈敬之也没了主意，只好去找江兰。江兰正在兰馨医馆看秋杏整理救护台账，见陈敬之来了，笑着把他带到医馆的候诊区。候诊区里，农户张老汉正等着看咳嗽，手里攥着免费就诊券，却有些犹豫。

“张老汉，您怎么不进去？”江兰问。

张老汉叹了口气：“王老爷说，医馆免费治病是‘施小恩小惠，乱纲常’，俺怕沾了‘离经叛道’的边，连累子孙。”

江兰转身对陈敬之说：“陈编修，你看，百姓怕的不是新政，是‘违经典’的名声。平准基金赚银，是为了用利润补粮价，让张老汉这样的农户吃得起粮；医馆免费治病，是为了让他们看得起病，这不是‘逐利’，是‘逐义’——《孟子》说‘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咱们取利是为了利民，怎么就不义了？”

陈敬之恍然大悟。回到编修房，他在《民本篇》里写道：“平准之利，非私利，乃万民之公利。以利助民，使民有粮、有医，合《尚书》‘民惟邦本’之旨，非孔孟所斥之‘小人之利’。”

编写《商政篇》时，吴彬也遇到了难题。他整理南洋贸易的数据，发现贸易增收了二十万两，可《孟子》里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重商似与重农冲突。江兰干脆带他去了瑞祥号的广州分铺。

分铺里，掌柜正用贸易赚的银子，买江南的棉种，准备送西北军屯。“吴编修，你看，”江兰指着棉种，“没有贸易，军屯的农户种不上新棉种，织不出好布；没有布卖，农户赚不到银，又怎么买粮种地？商是‘通农之脉’，不是违背农本，是帮农本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