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里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陆野指尖捏着那张打印出来的通话记录单，纸边被反复摩挲得发毛。屏幕上，技术组刚传来的分析报告还亮着——那个突然出现的神秘号码，是一张未实名登记的“黑卡”，仅在案发前一天晚上有过两次通话记录：20:17打给刘伟，20:23打给李哲，每次通话时长都没超过两分钟，之后便彻底关机，如同从未存在过。

“这不是随机联系，是有目的的。”孙建军把刚泡好的热茶推到陆野面前，“两次通话间隔六分钟，地点都定位在学校范围内，说明这个人不仅知道刘伟和李哲的号码，还清楚他们当晚在学校——更关键的是，他刻意用黑卡隐藏身份，肯定和案子脱不了关系。”

陆野端起茶杯却没喝，目光落在报告里“校园内信号覆盖区域”的标注上。从教学楼到宿舍区，再到操场西侧的小卖部，信号轨迹零散却都围着学校打转。“刘伟和李哲之前的口供里，从没提过有第三人联系他们。要么是他们故意隐瞒，要么是这个第三人太会藏——藏到连和案件直接相关的两个人，都未必知道他的真实目的。”

他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脑海里重新梳理案件脉络：张超遇害案发生后，刘伟和李哲因与张超有旧怨、且案发时段行踪可疑被列为重点排查对象，但两人的口供始终有出入，又都拿不出完整的不在场证明。如今这张黑卡的出现，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第三人”这个新缺口——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在案发前联系刘伟和李哲？是串联起两人的“中间人”，还是另有隐情的“推动者”？

“侦查方向得立刻调。”陆野猛地站起身，椅子在地面拖出一道刺耳的声响，“重点查案发前一天晚上，谁能拿到这种非实名黑卡，还能在校园里用它打电话。”

孙建军也跟着起身，从文件柜里翻出学校的平面图：“校园里能用黑卡的人，范围可不小。学生、教职工，甚至是校外进来的摊贩，都有可能。”

“但可能性最大的还是学生。”陆野指着平面图上的宿舍区和小卖部，“黑卡流通渠道多在年轻人里，而且能精准联系到刘伟和李哲、熟悉校园信号覆盖的，大概率是本校学生。再结合之前的心理侧写——凶手或相关人性格内向、熟悉校园环境，这个人应该符合‘平时不显眼、容易被忽略’的特征。要么是刻意藏起自己，要么是本身就处于校园社交的边缘，没人会注意到他。”

两人当天下午就再次进驻学校。这次不再局限于刘伟和李哲的同班同学，而是把排查范围扩大到整个高三年级，尤其是那些在之前的走访中“被一笔带过”的学生——成绩中等偏下、不爱说话、独来独往，且有过被张超欺负记录的人。

排查工作比想象中更繁琐。他们先是在教学楼的走廊里拦住课间休息的学生，又在食堂的角落找单独吃饭的学生谈话，甚至利用晚自习的间隙，在教室后门观察那些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低头沉默的身影。大多数学生面对警察的询问都显得紧张，要么摇头说“不知道”，要么小声嘀咕“没见过有人用旧手机”，偶尔有几个说“听过同学议论黑卡”的，也说不出具体是谁在用。

连续两天下来，陆野的笔记本上只记了寥寥几行模糊的线索，大多是“有人在校外文具店见过卖黑卡的”“好像有个男生总在操场角落打电话”这类无法核实的信息。孙建军揉着发酸的肩膀，靠在教学楼的墙壁上叹气：“这校园里内向的学生太多了，光高三就有十几个符合‘独来独往’的特征，总不能一个个都查一遍吧？”

陆野没说话，目光落在不远处的小卖部——那是校园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也是技术组标注的“黑卡通话信号最强区域”。他正想走过去看看，身后忽然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回头时，只见一个扎着低马尾、穿着蓝白校服的女生站在不远处，双手攥着书包带，眼神躲闪却又带着一丝犹豫。

“同学，有什么事吗？”陆野放缓了语气，尽量让自己的表情显得温和。他注意到女生校服袖口沾着一点墨水，胸前的校牌写着“高三（2）班林晓”。

林晓咬着下唇，抬头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注意这边后，才小步挪过来，声音轻得像蚊子叫：“警察叔叔，我……我好像见过你们说的‘用旧手机打电话的人’，但你们能保证不告诉别人是我说的吗？”

“当然。”陆野立刻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我们绝对保密，你慢慢说。”

林晓的指尖还在微微发抖，她低头盯着自己的运动鞋，回忆道：“就是案发前一天傍晚，大概六点多吧，我去小卖部买笔，出来的时候想绕到后面扔垃圾——小卖部后面堆了好多纸箱，光线不太好。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男生蹲在纸箱旁边，背对着我打电话，手里拿的不是智能机，是那种很旧的直板机，黑色的，按键都磨得发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