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局档案室的铁门推开时，扬起的灰尘在阳光下连成光柱。孙建军带着两个年轻民警蹲在铁架前，面前堆着十几本泛黄的车辆登记册——1998年的记录全靠手写，蓝色墨水晕在纸页上，有的字迹已经模糊到辨认不清。“当年全县登记的机动车才三百多辆，大部分是单位的货车和摩托车，私人轿车没几辆。”孙建军手指划过“城关镇粮站”那栏，“重点查粮站周边三个村的摩托车，尤其是42码胶底鞋可能对应的车主。”

民警小李翻着登记册，指尖沾了层灰：“孙队，你看这个，1998年6月，刘志远在镇农机站登记过一辆红色嘉陵摩托，车型是Jh70，可7月份之后就没年检记录了！”孙建军立刻凑过去，登记页上“刘志远”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地址栏填的正是粮站附近的民房——可往下翻，却没找到车辆报废或过户的记录，“这摩托说不定是作案后处理了，得查当年的废品站回收记录。”

另一边，老郑带着人去了粮站旧址附近的老居民区。82岁的张大爷坐在院门口的竹椅上，手里攥着缺了口的搪瓷茶缸，回忆起1998年的夏天：“那晚我起夜，听见粮站方向有摩托车响，‘突突突’的，像是没装消音器，往东边跑了。”他皱着眉想了半天，“没看清颜色，只记得车灯特别亮，好像还载了两个人，后座的人手里拎着个黑袋子。”

“东边是哪？”老郑追问。张大爷指了指巷口：“顺着这条路走，能到河边的废弃砖厂，当年不少人在那藏东西。”可等民警去砖厂勘查，只找到几片生锈的铁皮和满地碎石——二十多年的风雨早把痕迹冲得一干二净，连疑似的轮胎印都没留下。

办公室里，陆野趁着系统运算的间歇，正对着幸存者老李的笔录反复琢磨。笔录纸上“蒙面人说话带本地口音”“动作快，催着‘拿钱’”的字句被他用红笔圈出，旁边写着“熟悉环境+目标明确=提前踩点”。他又翻到足迹分析报告，“重心偏左”四个字重心偏左，可能是长期体力劳动导致的肌肉代偿，比如搬运、建筑工人。”

“刘志远1997年因盗窃释放，1998年在粮站附近租房，还登记过摩托，”陆野把这些信息填进侧写框架，“经济窘迫（刚出狱无稳定收入）、熟悉地形（暂住地离粮站近）、有作案前科（盗窃升级抢劫）、体貌特征吻合（右脚踝骨折致跛足）——几乎全对上了。”他抬头看向孙建军，“现在就缺他作案时的直接证据，还有同案的王虎、李兵在哪。”

傍晚时分，去市局技术队的同事小张抱着检验报告回来，脸色有些难看：“孙队，陆哥，衣物纤维就是普通涤纶，当年粮站职工、周边居民都穿这种；纽扣是小商品市场批的，一毛钱三个，没法溯源。”他把报告放在桌上，“技术队说，当年的物证保存条件有限，没法提取到更多信息了。”

办公室里瞬间静了下来。孙建军看着桌上的车辆登记册和检验报告，手指在“刘志远”的名字上顿了顿：“大家别急，至少我们缩小了范围——刘志远的嫌疑最大，等系统筛查完，说不定能找到他现在的去向，还有王虎、李兵的线索。”老郑也跟着点头：“当年没找到刘志远的暂住记录，现在找到了，就是进步，总比瞎忙活强。”

陆野端起桌上的热水，喝了一口——水已经凉了，却让他清醒了几分。他看向窗外，夜色渐浓，系统还在后台运行，【剩余筛查量：5%】的提示在意识里闪烁。他知道，现在的每一分等待，都是在与二十多年的时间赛跑，而那枚残缺的指纹、那辆消失的摩托、那个跛足的身影，都在等着数据筛查给出最后的答案。

小张收拾报告时，不小心碰掉了陆野的笔记本，纸张散落一地。孙建军弯腰帮忙捡，看到其中一页写着：“1998.7.12案核心矛盾：粮款是农户血汗钱，凶手为钱灭口，必然会隐藏身份、处理赃款——排查刘志远出狱后五年内的银行流水、异地消费记录。”他把笔记本递还给陆野，眼里多了几分认可：“等系统出结果，咱们就从这查。”

办公室的灯亮了一夜，车辆登记册、笔录、检验报告摊在桌上，像一堆等待拼接的拼图。每个人都在默默梳理线索，偶尔交流几句，声音压得很低——大家都在等，等那场跨越二十年的数据大海捞针，能捞出最后一块拼图，让1998年那个夏天的真相，终于有机会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