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带来的精神冲击余波，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持续荡漾。基地内外，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的安静取代了之前庆祝的喧闹或仇恨的骚动。人们照常进行着清理、修复、分配物资等日常工作，但彼此间的交谈变少了，眼神中多了些沉思，看向战俘营方向的目光也变得复杂难明。

临时法庭内，气氛却更加紧绷。展览是序幕，是情感的宣泄与认知的冲击，但最终的责任认定与具体惩处，仍需落在白纸黑字、具备可执行性的裁决之上。

特别法庭的成员们——赵铁山、苏木晴、两位从东北后方紧急调来的资深法官、一位在幸存者中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以及一位代表基层士兵的功勋连长——已经闭门商议了超过十个小时。会议室内烟雾缭绕（赵铁山特许了吸烟，以缓解压力），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与凝重。

摆在桌上的，是堆积如山的证据材料、幸存者证词、技术分析报告，以及对战俘（主要是凯因少校）的详细审讯记录。罪行的严重性毋庸置疑，反人类罪的证据链清晰完整。难点在于：如何惩处？

“按照我们光复军在东北的做法，以及末世前国际法的精神，这种罪行，主犯和积极执行者，判处死刑并不为过。”那位功勋连长声音沙哑，眼中血丝密布，他的连队在之前的阻击战中伤亡惨重。

老学者推了推破损的眼镜，缓缓道：“死刑，固然能平息部分民愤，也能根除后患。但……我们是否考虑过，这些‘新纪元’的士兵，他们本质上，是否算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或者说，他们是否具备与我们同等的自由意志和道德判断能力？审讯记录显示，他们的行为高度依赖外部指令和内部逻辑协议，个人情感和道德意识被严重抑制。惩罚一个被高度编程的工具，意义何在？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携带的科技信息、对‘新纪元’的了解，具有极高的价值。”

“价值？！”连长激动起来，“老教授！他们的价值是建立在我们的尸骨之上的！难道因为他们的科技先进，就能抵消屠戮的罪孽吗？那正义何在？”

“我不是说抵消！”老学者也提高了声音，“我是说，惩罚的目的，除了报应，还有威慑、教育、预防。对于这些可能连‘罪孽感’都无法产生的存在，单纯的肉体消灭，能达到这些目的吗？会不会反而激化我们与‘新纪元’潜在势力的对立，断绝获取关键信息的渠道？”

苏木晴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声音疲惫但清晰：“我同意需要获取信息。但也不能因此轻纵。我担心的是，如果我们采取过于‘温和’或‘功利’的处置方式，如何面对那些失去亲人的同胞？如何告慰牺牲的英灵？民众的情绪需要出口，否则压抑的仇恨可能会以更危险的方式爆发。”

一位法官翻动着凯因的审讯记录，眉头紧锁：“这个凯因少校，他的反应非常……典型。他承认事实，但否认‘罪恶’，因为在他的认知框架里，那只是‘任务’。他甚至询问，如果配合研究、提供信息，是否可以‘折抵’对他的‘非效率拘禁’。他将一切都视为可计算、可交易的‘资源’和‘变量’。与这样的思维模式打交道，我们惯常的法律和道德观念，遭遇了挑战。”

赵铁山一直沉默地听着，指尖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作为最高指挥官，他必须权衡各方：法律的尊严、民众的情绪、未来的利益、文明的底线。

“诸位，”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坚定，“我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审判一群战犯。我们是在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明接触、冲突后的责任追究，确立一个先例。这个先例，必须兼顾现实与理想，惩戒与警示，情感与理性。”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阴沉的天色和远处依旧在冒烟的母舰残骸。

“死刑，可以满足最直接的复仇诉求，但也可能关闭一扇了解强大敌人的窗户，并可能被对方（如果还有后续力量）视为彻底敌对、无需谈判的信号。”

“单纯囚禁或苦役，对于这些可能将之视为另一种‘任务模式’的存在，威慑和教化作用存疑，且长期消耗资源，管理风险高。”

“我们需要一种……既能体现罪行严重性、回应民众诉求，又能最大限度利用其价值、并为未来可能的接触留下一点（哪怕极其微小）转圜余地的……‘复合型’裁决。”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的提议是：分级惩处，劳动改造与强制研究相结合，辅以永久性的‘罪行公示’与‘认知矫正’义务。”

他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构想：

首先，根据证据，对所有战俘进行责任分级。像凯因少校这样的高级军官和确凿证据证明积极参与屠杀的中低级军官、骨干士兵，列为“一级战犯”。其余普通士兵，根据其具体行为记录，列为“二级”或“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