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舰残骸的清理工作仍在继续，但速度放慢了许多。那庞大的、扭曲的金属山峦，如同横亘在大地上的狰狞伤疤，其蕴含的危险辐射、不稳定的能量残留以及可能存在的未知风险，让工程部队不得不极其谨慎。大型机械的轰鸣声被控制在最低限度，身着厚重防护服的技术人员像考古学家清理古墓般，一点点地切割、探测、取样。

真正大规模、高优先级的清理工作，转向了基地内部及周边战场。

持续数年的拉锯战，加上不久前那场终极决战，在这片不算辽阔的区域，埋藏了太多的死亡。尸潮的骸骨被集中起来，投入巨大的焚化炉（由工兵临时建造）高温处理，以防可能的疫病或二次污染。但这并非重点。

重点是那些属于人类的遗骸。

最初的搜寻是零散的、自发的。幸存者们回到自己曾经战斗或躲藏过的区域，在瓦砾间、在崩塌的掩体里、在焦黑的战壕中，寻找着战友、亲人、邻居的痕迹。一块染血的铭牌，半截熟悉的武器，一只烧焦的靴子，甚至是一缕粘在混凝土上的头发……每一次发现，都伴随着压抑的哭泣和长时间的沉默。

很快，这种自发的行为被纳入了官方组织的系统化工作中。赵铁山下令，成立专门的“战场清理与遗骸收敛大队”，由光复军士兵、基地志愿者以及部分表现良好、被允许参加非核心劳动的战俘（在严密监视下）组成。大队配备了简单的挖掘工具、防护用品、记录档案和大量的裹尸袋。

这是一项极其沉重、也极其必要的工作。

苏木晴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的协调与监督。她几乎走遍了每一个正在清理的区域。看着她曾经熟悉的街道、广场、建筑，如今变成巨大的坟场，看着她曾经并肩作战的人们，如今化为难以辨认的残骸，她心如刀绞，却强迫自己必须看下去。她觉得，这是她能为林浩，能为所有逝者，做的最后一件事——见证，并尽可能让他们“回家”。

清理工作进展得缓慢而细致。每发现一具相对完整的遗骸，或者能够明确指向某个人的物品，工作人员都会小心翼翼地将其移出，进行简单的清理（如果条件允许），登记发现地点、时间、可能的身份信息（根据铭牌、衣物特征、随身物品等），然后用干净的白色裹尸袋装好，暂时安放在临时设立的、庄严肃穆的停灵棚内。

停灵棚设在基地原指挥中心附近一片相对完整、清理出来的空地上。棚内整齐地排列着数以千计的裹尸袋，每一个上面都贴有临时编号和简略信息。棚外，日夜有士兵持枪肃立守卫，气氛凝重。

每天，都有幸存者前来辨认。他们颤抖着双手，翻开记录本，核对模糊的照片或描述，然后在一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进那寂静得可怕的停灵棚。压抑的哭泣声、确认身份后的崩溃哀嚎、找不到亲人踪迹的茫然低语……这些声音，成为这片土地上新的、悲伤的背景音。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故事被重新发现，一些被遗忘的英雄被记起。

他们找到了老雷团长——那位在第三防线殉国的指挥官。发现他时，他半截身子被炸塌的混凝土掩埋，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把打光了子弹的冲锋枪，枪托上刻着他女儿的小名。他的遗体被运回时，沿途所有正在清理的士兵和幸存者，无论认识与否，都自发地停下了手中的工作，肃立敬礼。

他们找到了一个年轻的通信兵女孩，她的遗体蜷缩在通讯枢纽的废墟角落里，身下压着一台破损的电台，手里攥着一张全家福，照片已经被鲜血浸透大半，但笑容依旧清晰。

他们找到了一对相拥而死的父子兵，父亲用身体护住了儿子，两人都被能量武器贯穿，在生命最后一刻保持着拥抱的姿势，再也无法分开。

他们甚至找到了一些“新纪元”士兵的遗体——那些在母舰坠毁前战死，或是在坠毁中未能逃出的。按照命令，这些遗体也被单独收敛，进行必要的生物信息采集和研究后，另行处理（火化后掩埋，不立碑）。但收敛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这些敌人身上，偶尔也会有一些私人物品：一张材质奇异的、可能储存着亲人影像的卡片（已损毁），一枚造型简朴、非制式的金属环（疑似个人饰品），甚至有一名年轻士兵的贴身口袋里，藏着一小块手工编织的、色彩已经黯淡的织物残片。

这些细微的发现，让负责收敛的战俘（在监视下参与）陷入了更深的沉默。他们看着那些与自己穿着同样制服（如今已破烂不堪）的躯体被抬走，看着那些陌生的、属于个体的“冗余”物品被登记封存，某种难以言喻的东西，在他们那被程序约束的内心深处，隐隐搅动。

最令人震撼的发现，发生在一周后。一支清理小队在母舰残骸边缘、靠近原基地第一道防线的一处巨大弹坑底部，挖掘出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万人坑”。

这不是比喻。弹坑显然是某次超重型轰炸或母舰碎片撞击形成的，深达十余米。在坑底厚厚的浮土和瓦砾之下，清理人员发现了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人类骸骨。数量之多，几乎填满了大半个坑底。骸骨大多残缺不全，很多呈现出被高温瞬间碳化或巨大冲击力粉碎的痕迹。从散落的衣物碎片、武器残骸和坑壁的痕迹推断，这里很可能是战争最激烈阶段，一处被敌人火力完全覆盖、来不及转移伤员和阵亡者的前沿阵地，或者是后来清理战场时，被迫集中掩埋部分无法及时处理的遗体的地方。

由于时间和极端条件，许多骸骨已经无法分辨个体，纠缠在一起。

消息传回，整个基地为之震动。悲伤、愤怒、无力感再次席卷而来。苏木晴亲自赶到现场，看着那仿佛地狱景象的坑底，脸色苍白如纸，指甲深深掐入掌心，渗出血来。

赵铁山也来了。他站在坑边，久久沉默，然后脱下军帽，对着坑底，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全部清理出来。”他的声音嘶哑，“一具，一具地清理。尽最大可能，分开，记录。哪怕只能找回一块骨头，也要让他们……有个着落。”

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甚至有些残忍的任务。工作人员需要戴着口罩和手套，在尘土和腐朽的气息中，小心翼翼地将纠缠的骨骼分开，根据大小、位置、伴随物（哪怕只是一枚纽扣、一颗弹头）进行尽可能的区分和编号。进展极其缓慢。

然而，就在这令人心碎的清理过程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带来了某种冥冥中的慰藉。

一名细心的志愿者，在清理一堆混杂的骸骨时，发现了一块半埋在泥土中的、异常坚固的金属片。它不属于任何制式装备，更像是个人物品。金属片被仔细清理出来，上面布满了划痕和灼烧的痕迹，但隐约能看到一些刻痕。

苏木晴闻讯赶来。当她看到那块金属片时，整个人如遭雷击，猛地僵在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