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子楼里的日子，像一盘反复播放的老磁带，充斥着各种熟悉又令人疲惫的杂音。吴师傅的病情在缓慢好转，已经能拄着拐杖在楼道里慢慢走动，但失去工作的阴影和经济的困窘，依旧像无形的巨石压在一家人心头。马桂芳在“林记”干活时更加卖力，仿佛想用汗水冲淡家里的愁云。

这天是厂里发工资的日子。傍晚时分，筒子楼里比平时多了些躁动。家家户户都有人拿着印有“红星农机厂”字样的牛皮纸工资袋回来，里面装着薄厚不一的钞票和几张工业券、副食券。

晓燕给马桂芳结了这个月的工钱，比平时多包了个小红包，说是给吴师傅买点营养品。马桂芳千恩万谢地接了，揣在怀里，匆匆往家赶。晓燕知道，她是要赶着把这钱和厂里刚发的工资凑在一起，计算这个月的开销、药费和可能拖欠的房租。

不一会儿，楼道里就传来了各种声音：

“怎么又比上个月少了五块？这日子还让不让人过了！”一个妇女尖利的声音带着哭腔。

“嚷嚷啥！有的发就不错了！三车间的人都放假了！”男人烦躁的回应。

“爸！爸！给我五毛钱吧，学校要买新出的《少年科学画报》！”孩子央求的声音。

“买什么买！下个月馒头钱都不知道在哪呢！”

也有稍微轻松点的：

“哎，老李，听说你们车间这个月奖金发了？”

“嘿嘿，不多不多，赶上一批急活儿，加了几天班。”

“还是你们技术工种吃香啊…”

晓燕推着自行车出来，正好看到马桂芳在楼道口的公共水池洗菜，脸色不太好看。旁边站着同样愁眉苦脸的刘大头媳妇，正在唉声叹气地搓洗一件工装。

“芳姨，怎么了？”晓燕停下车问。

马桂芳叹了口气，压低声音：“厂里发的工资，又扣了十块说是‘集资建宿舍楼’…这楼都集资三年了，影子都没见着…老吴的药快断了…”

刘大头媳妇也凑过来，愤愤不平：“就是！说是效益不好，可你看厂办那几个领导，哪个不是天天‘永久’自行车骑着，‘金星’电视看着？苦就苦了我们这些一线工人！”

“永久”牌自行车和“金星”牌黑白电视机，在八十年代是家庭富裕的标志性物件。工人们累死累活一个月，可能都买不起一台电视，而领导阶层却已率先享受到了改革初期的一点“红利”，这种落差感在困境中被无限放大。

这时，一个穿着劳动布工装、戴着眼镜、看起来有些书卷气的年轻工人推着一辆半旧的“飞鸽”自行车走过来，车把上挂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他是厂技术科的助理技术员，叫赵学栋，大学毕业分来没多久。

“马大姐，刘家嫂子，”赵学栋停下自行车，脸上带着一丝兴奋和犹豫，“你们…听说了吗？厂里贴出通知了，正式鼓励‘停薪留职’！”

“停了薪，留了职，喝西北风去啊？”刘大头媳妇没好气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