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累斯萨拉姆雨季前的闷热，像一层无形的厚毯子，严严实实裹在鸡场上空。

午后，食堂门口那棵巨大的芒果树下，聚集着十来个轮休的女工。她们或坐或蹲，分享着用报纸包着的油炸面团（andazi），压低声音交谈，眼神时不时瞟向不远处的经理办公室。

话题的中心，是贝拉。

贝拉今天穿了件崭新得有些扎眼的玫红色连衣裙，布料轻薄，在非洲炽热的阳光下，透出一种廉价的艳丽。

她没和其他女工坐在一起，而是独自靠在水池边，拿着一面小圆镜，仔细地涂抹着口红——那种鲜亮的桃红色，与她深色的皮肤形成强烈对比。

“瞧瞧她，”老清洁工玛丽用斯瓦希里语嗤笑道，“自从上个月去过一次达市，回来就以为自己是中国公主了。”

“听说她最近总往王经理办公室跑？”年轻些的艾莎挤挤眼睛，“送文件能送半个小时？什么文件那么难送？”

“送的不是文件，”另一个女工压低声音，带着一种混合着嫉妒和鄙夷的语气，“送的是她自己。”

一阵压抑的窃笑声在女工中响起。

在鸡场，乃至整个达市郊区的工人社区里，关于中国男人和本地女人的话题，从来都是最刺激又最复杂的谈资。

一方面，中国管理者代表着更高的收入、更稳定的工作和某种“外面世界”的光环；

另一方面，那些流传的故事里，总少不了始乱终弃、怀孕后被抛弃的悲惨情节。

贝拉似乎对背后的议论毫无察觉，或者说，根本不在乎。

她满意地抿了抿嘴唇，收起镜子，挺起胸膛——她身材丰满，新裙子勾勒出明显的曲线。她转过身，目光扫过那群女工，下巴微微抬起。

“下午好，姐妹们。”她走过去，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带着一种刻意拿捏的腔调，“在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女工们交换了个眼神，瞬间安静下来。玛丽咳嗽一声：“没什么，聊聊家里的孩子。贝拉，你这裙子新买的？很……醒目。”

“谢谢。”贝拉抚平裙摆，笑容灿烂，“王经理说我穿亮色好看。他说中国女孩子都喜欢这样穿。”她刻意加重了“王经理”和“中国女孩子”这两个词。

艾莎忍不住问：“贝拉，你最近……和王经理走得很近？”

贝拉的笑容更深了，甚至带上了一丝神秘和得意：“王经理人很好，很关心我。他教我说中文，还跟我说了很多中国的事情。他说中国特别发达，到处都是高楼，买东西用手机就行，不像我们这里……”她适时地停下，留给大家想象空间。

“他……有没有说要带你回中国？”有人试探着问，语气里听不出是好奇还是嘲讽。

贝拉没有立刻回答。

她抬起手，看似不经意地整理了一下头发，这个动作让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脸上，以及她微微凸起的小腹——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有些事情，”她慢悠悠地说，声音却足够让每个人听清，“要等合适的时候才能说。但是，”她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像在宣布一项重大决议，“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不会像我姐姐那样，跟一个连摩托车都买不起的男人，生三个孩子，然后每天为玉米粉发愁。”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清晰而坚定，甚至带着一种宣讲般的狂热：“我要改变命运。而改变命运，需要一个机会，一个……能带我离开这里的人。”

玛丽皱了皱眉，语气严肃了些：“贝拉，中国男人……没那么简单。我侄女在市中心酒店工作，她说见过的中国男人多了，他们来这里工作，两三年就回去，有的在这里找女朋友，但最后……”

“那不一样！”贝拉打断她，眼神锐利，“王经理不一样！他年轻，单身，李老板信任他，以后说不定整个鸡场都是他管！而且，”她声音压低，却更加用力，“他对我，是认真的。”

“你怎么知道他是认真的？”艾莎追问，“男人在床上的话，能信吗？”

周围传来几声短促的笑声，很快又止住。

贝拉的脸涨红了，不是羞赧，而是激动。

她环视一圈，像是下了某种决心，一字一句地说：“因为，我要用孩子栓柱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