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七点出发，我和梁干事、赵明，坐“海大”登陆艇去海洋岛。

海面风大浪高，奇冷。我坐过各种各样的船，经历过无处次惊涛骇浪，头一次没敢站到甲板上，否则不被大风刮进海里，也得被冻僵。军民们挤在狭小的船舱内，此起彼伏的呕吐声，如同蛙鸣声声。脚下，到处是晕船的呕吐物。士兵们晾在舱里绳上的衣服，冻成了一张张风干板结的牛皮。舱两边翘板上坐满了人，我们坐在椅子上，堪称几把“交椅”。一位戴皮帽子身穿军大衣的中年人，我看了非常面熟。在舱口，他握住我的手说：“你是广鹿高三连文书董太锋吧？”

他是原广鹿守备区韩副参谋长，他来高三连检查工作，竟记住一个战士的名字。他非常随和，深受官兵们的爱戴。他已经转业，回岛上给女儿办理户口。

我连忙敬礼让座，把自己的一袋点心送给他。

因为风浪太大，登陆艇停泊在大长山码头，明天风停后再去海洋岛。

宣传处的杜干事带吉普车来码头，把我们接到要塞区。招待所东楼接待室那个女兵还没复员，我仍没敢奢望能住进东楼。一次内急我跑进东楼，正要进行，被她追进厕所里面赶出来。她也认出了我，否则不会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她见通行证上面盖着警备区政治部的印章，马上安排我们住到楼上。关副政委来要塞区开会，汇报“四句话”的落实情况，住在隔壁。我敲门进去向他敬礼，汇报学习情况。我说了不到四句话，他拿牙具出去洗漱，我讨了个没趣。

第二天没等起床号吹响，我已经起床，到外面锻炼身体。

满天繁星，四外一片寂静。风停了，锅炉房的烟囱直线上升，这天气在海岛冬季里非常少见。哨兵在机关门口站岗，两个老头不紧不慢地扫院子，就像诸葛亮上演“空城计”。宣传处杜干事陪我们吃完早饭，要车把我们送到码头。

乘客们挤在登陆艇狭窄的甲板上，欣赏海天一色的美景。艇长在扩音器里喊了半天，让大家回舱，仍有人站在甲板上。直到艇长大发脾气，有一个人不回舱就不开船，人们这才回到舱底。登陆艇“轰隆隆”地离开码头。

两个小时之后，登陆艇停靠在獐子岛码头。站在甲板上望去，码头上车来车往，港湾内停泊一艘艘渔船，炊烟袅袅的村落，让我想起老家“三道礓”显灵。

一九五八年，獐子岛、大耗岛、小耗岛、褡裢岛四个岛屿成立獐子人民公社。渔民们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打破常规，开展冬季钓鱼、拉贝生产。干部和渔民们多积累少分配，一点点积攒，截至七十年代，獐子公社创造出单船捕捞和总捕捞量的全国纪录，第一次登上了《人民日报》，被称为“海上大寨”。獐子公社涌现出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劳模，受到国务院嘉奖。

登陆艇离开了獐子岛，前方海域再没出现过岛礁。我被外面的景色诱惑，爬出舱口，避开艇长视线，站到后面船舷上。我写稿子，都以“最近，黄海深处某部”为开头。实际上风浪再大船再慢，不超过五个小时就能到达“某部”。

这一次我才真正体会到，多远才是远在天边，多深才算黄海深处。

无际的蓝天上没有一丝云彩，浩淼的大海一望无际没有尽头。

被登陆艇远远抛在后面的岛屿、礁、砣，既像沙盘上的小小地标，也像渐行渐远的几粒漂浮物。登陆艇仿佛不是驶向海洋岛，而是驶向遥远的太平洋。

一艘海军猎潜艇劈波斩浪，高速超越登陆艇，驶向前方。

直到半下晌，海洋岛才隐隐约约地在海平线上露出头，如同几只嬉戏的斑海豹，也像老家小西山东北海退潮，刚刚露出海面的“三道礓”和“老石礁”。

海洋岛露头了也有了盼头，仍需要两个多小时的航程才能到达。

我想起“不到海洋岛，就不算到海岛”这句话，理解了海洋岛新闻干事杨连荣带我到大连港采访，必须要有结果的缘故，除了使命感和责任心等使然，不便的交通，也逼得人孤注一掷。我还没踏上海洋岛，已经领略了它的不同之处。

四十五亿年前太古界岩系发育，地史上大规模海侵、平原峰岭几度下沉，最终成为长山群岛。东晋十六国时，群雄割据内战频繁，元兴三年，长山列岛为高句丽所占据。现在的海洋岛、大长山岛和广鹿岛，都有高丽庄、高丽城门、高丽城等地名。公元614年，隋朝大军四征高丽三次经过长山列岛。唐高宗李治勤于政事，史称“永徽之治”，先后灭西突厥、百济、高句丽。他任用薛仁贵、李积率大军三伐高句丽，于公元668年收回长山列岛。海洋岛交通阻塞粮源断绝，岛上居民先后逃往大陆。明末清初，齐鲁大地常年遭灾战乱不息。长山群岛草木葳蕤、獐鹿成群、海产丰富、天高皇帝远，吸引登州一带居民，来岛上安家落户。

海洋岛是我国最东边的海岛，距离公海仅有十二海里。“海洋岛渔场”是我国的四大渔场之一，有“天然渔仓”美誉。当晚霞映红了海面，“老石礁”和“三道礓”扩大成巍峨险峻的群山。最高的那座山峰，是长山群岛的第一高峰。

相传很久以前，一个山东孤儿为给母亲治病，乘船到关东深山老林挖到人参之后，返回途中遇到风浪隔在海洋岛。他和母亲隔海相望，母亲不治身亡。

他每天登山眺望家乡，在山顶上哭娘，死后，峰顶被称做“哭娘顶”。

放眼望去，挂在半山腰的渔村成了高山“悬村”。松林中座落着一盔盔坟茔，其中不少空坟，是出海未归渔民的“衣冠冢”，家人日夜盼望魂兮归来。

着名的“渔村第九户——张家楼哨所”、“三八女炮班”，郭兴堂“全家兵”等典型，都让海洋岛名扬中外。登陆艇驶进群山环抱的天然良港“马蹄湾”，是一个长途跋涉的人终于跨进家的门槛，脱鞋坐到炕头上。海洋岛位于“黄海前哨”最前端，近距离接触敌情是家常便饭。海面上，不时伸出不明国籍的潜望镜。

那艘猎潜艇和两艘护卫艇刚刚进港，更增加了短兵相接的实战气氛。据说我海军猎潜艇刚一接近，对方已逃之夭夭，艇上深水炸弹和鱼雷也不是吃素的。

政治部杨副主任和王干事站在码头上，热情地向我们招手。

我们下了面包车，来到招待所。为抢在兄弟部队前面发稿，还有两个月就要过春节，尹干事为我们拟定了采访范围，写一组反映军民关系的新闻集纳。张家楼哨所是全国全军着名的拥军爱民模范单位，“渔村第九户”更是老幼皆知，是我们的重点采访对象。晚饭后，我们不顾海上颠簸一天的疲劳，浏览了守备区的先进事迹材料，半夜十二点才睡觉。我贴紧墙壁，仿佛一回身就能掉进海里。

凌晨四时，下了一阵沸沸扬扬的大雪，整座海洋岛白茫茫一片。海洋岛山路崎岖凶险，路况不好再加上下雪，我们决定徒步爬山，去哨所采访。

早饭后我们刚出门，吉普车已经停在门口。守备区政委李光祥，为了打消我们的顾虑，亲自陪我们坐车上山。李政委是入伍近三十年的老海岛，全军爱岛爱兵模范，我经常在报纸、电视、广播电台看到听到他的先进事迹。他十八年没回大连家里过春节，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过年。他每次下基层都为连队带去方便，带报纸、家信，为炊事班带油盐酱醋等调料。他是守备区政委，也把自己当成“大指导员”。他在连队住宿都住在班排，睡在门口，给战士们挡风。

见到李政委本人，比新闻报道中更加真实亲切。他看我们仍有疑虑，笑着说：“你们尽管放心，我们的司机都能在悬崖上开车，这点雪算不了什么。”

雪下高山霜打洼，海岛也一样。盘山道九曲八弯高低不平，积雪未化加上新雪，可谓雪上加雪。吉普车一跐一滑地颠簸，就像在悬崖间跳摇摆舞。我们坐在车上前俯后仰，提心吊胆。司机稳如泰山驾轻就熟，坐在前面的李政委谈笑风生，为我们介绍岛上的风土人情和地理概貌。越往上路面越窄越凶险，吉普车外轮紧贴着路基边缘，

别说雪后开车，就是平日里徒手攀爬，也得小心翼翼。

由于准备充分，我们的采访非常顺利，挖掘到比“放心钥匙”更感人的素材。“渔村第九户”扩大成十几户，驻地群众对子弟兵的感情和信任有增无减。

哨所的同志非常热情，非要留我们吃饭。我们要搭乘海军猎潜艇回大连，和战友们依依惜别。下山更危险，司机驾车也是滑车，像身负重荷的人，侧过身子用脚一点点地往下跐。吉普车的车轮不时悬空，终于有惊无险地滑到山下

他国潜艇的潜望镜又在别的海域出现，猎潜艇继续执行新的任务，我们只得坐明天的“老牛船”回大连。我们每个人写一个小故事，很快完成初稿。

第二天，交通船和登陆艇同时开往大连，像月亮和太阳同时升起在东方。

天还没亮，星星在黑魆魆的“哭娘顶”上闪闪烁烁，那是儿子的泪光。

吃完早饭，李光祥政委已经等候在门口，送我们到码头。和其他海岛不同，乘客们上了小驳船又登上“老牛船”，都在黑暗中进行。交通船航行一个多小时，东方海平线才一点点发白，直到露出一抹橙红色。站在船尾看日出，我还是头一次。太阳涂胭抹粉般打扮了一番，羞答答地露出海平线，把一片海水染红。

阳光暖洋洋的，一恍惚，我还以为是春天呢。在冬天的早晨逆方向坐船，我

竟转向，以为是夕阳西下的傍晚。海面风平浪静，一道波纹一丝涟漪都没有。

尽管马达声“轰鸣”，“老牛船”仿佛泊在原处没动。而是渐渐远去的海洋岛，在不断拉开两者间的距离。当海洋岛变成沉进海平线的“三块石”，眼前一阵阵发暗。碧蓝色海面瞬间变黑，泾渭分明的海平线由毛茸茸变成犬牙交错。

一排排浪涌翻腾着咆哮着，杀气腾腾滚滚而来。大海翻脸不认人了。浪涌一波一波地追上来，瞬间将“老牛船”裹挟在中间。“老牛船”成了葫芦瓢，被轻飘飘地抛上浪尖，又倏然跌下浪谷。我被浪涌从甲板上赶进舱内，躺在床铺上一动不敢动。当船体浮上浪谷，人的一颗心也紧紧地贴在腔壁上。当船体下落，一颗心又悬在无限的空间之中。人被抽去了精髓，六神无主，任凭风浪摆布。

我胃里面也翻江倒海，在喉咙处紧紧地关上舱门。上下左右床铺上的人，都随船体起伏、颠簸、翻滚。呕吐声不绝于耳，在狭小的空间里，一道道抛物线纵情喷射。下铺的人得天独厚，直接吐进塑料桶里。上铺的人起不了身，随意狂喷。

酸味、臭味、馊味弥漫饱和，船舱成了大泔水缸。如果我这次不晕船，再大的风浪也奈我不得。我身边的赵明终于忍不住，俯身剧烈呕吐，直到吐出金黄色的胆汁。上铺的梁干事一直在殊死抵抗，他不时鼓起腮帮，硬往回憋。

下铺一个小伙子哀求：“你千万别吐，否则居高临下，我就成泔水了。”

梁干事不敢吱声，憋的满头大汗一动不动，他的坚忍实在让人钦佩。

我再呆在舱内，非窒息不可，坐起来等待时机。我趁一个浪谷刚过的瞬间，踉踉跄跄地跑出舱门，站到甲板上。海面上白浪滔天，一座座高高的浪涌，山一样向“老牛船”移来。“哗哗”的水声震耳欲聋，是翻斗车卸下一堆堆石块。

一团团大水球从空中砸到甲板上船舷上，是重磅炸弹爆炸迸溅。

舱口，一个小伙子“哇”地一声，眼前一片白花花的大米。几个战士面前，还是一片红高粱。兵甲大发感慨：“各行各业的人都吐大米，当兵的还吐高粱米。”

甲兵又问：“早上吃什么？”兵乙自豪地说：“大米。”兵甲怂恿：“吐，给咱当兵的长长脸。”兵乙：“头几年还行，现在习惯了，多大风浪也不晕，吐不出来了。”我突然感到困乏，坐在舱门边的门台上，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本该中途停航，因为船员们家住大连，风浪再大也得往回开。

船到大连，已经是华灯初上的夜晚。以前，岛上军民都埋怨“老牛船”慢、破、笨，早该换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船心”。我乘它经历了最远的航程和最大的风浪，对它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满满的感激和感恩。它每趟航班两头不见太阳，往返于大连与海洋岛之间，任劳任怨尽职尽责。风再大涌再高浪再猛，它决不倾覆，像一块会航行的陆地一样坚实可靠。逢年过节满员超载，它从来不扔下一个。它没有邮轮那般雍容与豪华，也没有舰艇的威武和速度，更没有万吨巨轮的伟岸和气势。每当它千辛万苦地返回大连港，都因排不上泊位而孤零零地停在远处等候，受尽了埋怨和羞辱。它忍受狂风恶浪的鞭挞和侵蚀，默默无闻如牛负重。它十几年如一日搭载军民们上岛下岛，堪称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父亲。

下船后，我们回到“210医院”，仍住在赵明宿舍里。第二天上午我们去警备区，向尹干事汇报采访情况。他说：“你们别着急汇报。上级下发紧急通知，全军干部无限期冻结，‘一刀切’，并且再次强调，不准从战士中直接提拔干部。你们参加新闻培训班已打印命令的十个骨干，被全部取消了提干资格。”

我顿时蒙了，仿佛被大浪抽进海里。赵明忍不住流泪，我欲哭无泪。

几年来坎坷曲折含辛茹苦，还是付诸东流一枕黄粱。

我们刚要告辞离开，尹干事又接到一个电话，喊我们等一下。

他放下电话吞吞吐吐，看着我的眼神有些异样。在大连搞副业，曹家驹对我说“你爹病重等着见你一面”，就是这种表情。军区在总政文件下达之前半个小时打印命令，我们仅被“一刀切”的锋刃削掉了一绺头发。只是在十个提干名额中又减掉一个，这一个非我莫属。赵明提干，我仍没闯过最后的关口。

我一下生就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军旅生涯更是不堪回首，尝遍酸甜苦辣。我又想起了“父故速归”那封电报，但是，提干命令上绝不会打错名字。

此时最好给我注射一支麻醉剂再送到船上，睁开眼睛就是广鹿岛。万幸的是，我没写信告诉父亲“已经提干”，否则对他来说，不啻灭顶之灾。

告别了尹干事，梁干事回自己部队，赵明回家安排请客庆贺。

我没住部队招待所，住在渤海饭店，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走到码头。我一没回忆当年被码头派出所当成小偷被抓的情景，二没想回岛怎么办。反正天不能塌地不能陷，该死该活屌朝上。不提干我也得活下去，小西山也不是人间地狱。

上船的人很多，足有几百人排队买票。我站在长蛇般的队伍里，位置在最容易加塞的“七寸”上。“排头兵”是个背着小红包的瘦小老太太，抱着一床被子，在水泥台上冻了一夜。为防止加塞，两个高大的执勤人员一边一个把持住小老太太，引领长长的队伍，沿着曲里拐弯的黄色虚线，不断变换着长蛇阵队形。

售票窗口打开，开始售票，长蛇阵变成点燃的火药捻，在售票窗口处一点点消融。我买到最后一张三等舱船票，恰巧是昨天返回时乘坐的那张铺位。

我经历了太多的巧合，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剪票上船进舱，我头枕瘪瘪的空提包躺在铺位上，顷刻间入睡。“老牛船”什么时候离开大连港，海面有无风浪我一概不知，仿佛真被注射了麻醉剂。当我被“哗啦啦”的放锚声惊醒，“老牛船”已经停泊在广鹿岛柳条湾。人们扶老携幼，提着大包小裹挤满船舷。

和去海洋岛相比，这几个小时的航程如同打个盹，闭眼睁眼就到了。

出了舱口我低着头，下了小驳船登上码头我仍低着头，谁都不看只看自己的脚面，跟着前面的人走。所剩无几的老兵全部复员，我已经见不到熟人。

我肚子瘪瘪的，提着瘪瘪的空提包，像大、小两个布口袋向前飘移。刚出码头管理所栅栏口，后面有人一把将我拽住，是仇科长和伍干事。我急忙转身敬礼，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伍干事说：“你回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尹干事说你已经上岛了。”看我一脸茫然，仇科长笑着说：“看样子你还不知道，你提干的事定下来了，回守备区就宣读命令。你已经是部队干部了，彻底放心吧。”

我的提干命令，半个小时之前到广鹿。我的命运，也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内峰回路转。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有了什么转机，眼下我还无法知道。

瘪瘪的我和瘪瘪提包，瞬间充足了氢气，就要腾云驾雾飞起来。

在守备区小会议室，分管干部工作的关副政委宣读我的提干命令，行政二十三级，职务正排职。我上稿率高，文学创作成就斐然，一时间成了稀有人才。

尹干事要把我留在警备区，要塞区不放。乔干事要把我留在报道组，守备区不放。我被任命为广鹿守备区政治部新闻干事，兼宣传工作。

中午，守备区在招待所举行宴会，为我接风洗尘。我懵懵懂懂，对首长们的问话所问非所答。自始至终，关副政委板着脸一言不发。仇科长使个眼色，我起身，双手端杯给他敬酒。他没看我，只象征性地举了举酒杯。几个小时前他还说：“我早就说他提不了，白浪费一个名额。”他淡然一笑，不知道想起了什么。也许他想起了前年，在全守备区军人大会上点我的名，让我站起来亮相；也许想起了预测我已经投海、上吊、跳崖。没想到这个兵不但活到现在，竟然提干。

我最终千辛万苦提干，除了自己的坚忍和锲而不舍、各级首长的关怀和鼓励，更要感谢沈阳军区李德生司令员。当司令员得知为了落实总政治部有关文件，已取消了十个新闻骨干最后一名“董太锋”，当即指示，既然提了九个，就不差半个，立刻恢复该同志的提干命令。当“老牛船”驶过广鹿老铁山，守备区才接到要塞区干部处的命令。司令员不但力主破格提拔我们十个新闻骨干，还想方设法为一批资深专业干部转为技术级，从职务封顶的正团职提升为正师职。

将军百年之后的每年忌日，一位资深部队摄影家都要以家祭方式感恩。这一次终于尘埃落定，我再也不用为能否提干焦虑上火，颠沛流离了。

机关干部宿舍楼内，干部住上层，放映员和保管员等战士住下层。科长住阳面，参谋、干事和助理住北面。组织科季科长家属随军，刚腾出宿舍住进家属大院。仇科长没和管理科打招呼，从季科长手里拿来钥匙，让我占住宿舍。

我不好意思住科长宿舍，要求住楼下。仇科长说：“这事你别讲风格，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他让我马上回连队搬东西，今晚住进来。

我仍踏上那条只属于我的神秘小路，回连队搬行李，也是告别。

冬季的海岛午后，静悄悄地没有半点声音，看不见一个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