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保生用一种平生得意事的语气讲述着他和李世英把赵安文打了一顿的故事，李世英只是在一旁微笑着。

那晚上苏青出言制止自己去追逃跑的赵安文、李世英询问得知了她知青的身份后，他就一下子想明白了苏青俩人的苦衷。

李世英无意批判这个时代的对或者错，后世的信息爆炸让他意识到，这个世界运行的本质并不是非黑即白，但至少眼下、现在的人们仍旧坚信着，那么他也会如此。

天上那轮红太阳照耀着，让一切妖魔鬼怪无所遁形，但太阳总有照耀不到的地方，仍旧藏匿着宵小之辈；等到太阳落山后，那就是群魔乱舞的时刻了。

安安静静地听郭保生讲完，苏青笑着说：“我请你们去饭店吃饭吧。”

苏青还记得，七年前她还是个学生，全国性的运动开始了，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个时候她也是一腔热血，又恰遇到了激情燃烧最盛大的时代，于是跟着同学，慷慨激昂地表示，要去祖国最偏远的地方，为建设献出青春。

然后她就被一纸调令送上了西来几千里的火车，来到了宁远县插队。

远离了繁华的大都市，她的热情和激情迅速地被这一片近乎于蛮荒的土地消磨殆尽，然后她想尽了办法，成功脱离了乡村与土地无休止打交道的生活，成为了酒厂的一名职工。

为了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她认为的在这里难得的体面工作，苏青觉得遭遇到的一切都可以忍受。

她始终保留着那份大城市姑娘的骄傲，同她一批来到边疆插队下乡的同伴们，无论男女知青，有许多都主动或者被动地结婚落户，只有她不愿意谈恋爱，不愿意结婚，不愿意困在这一片浪费了她许多青春的土地上。

她仍旧怀着一份期望，期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回到她来时的地方，也始终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个城市人，黄浦江畔才是她飞翔的天空。

所以她身上始终有一股淡淡的与这片土地的疏离感。

与苏青不同，叶娟的情况更特殊一些。叶娟的父亲是上海的一名右派，被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又因着专业技能，而成为酒厂的一名技术人员。

这个时代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右派，简称为“地、富、反、坏、右”。

李世英有一个堂兄就是右派，曾经被发配到宁远县采石场劳动改造了两年，但待了两年后就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属于摘帽右派。

这也是李世英从内地老家跑到这里来的原因，他那位堂兄对宁远县的印象非常深刻也非常不错，认为是激荡年代少有的远离漩涡的好地方。

一旦被划为右派，家人往往要划清界限，李世英的那个堂兄就离过一次婚，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叶娟的父亲身上，在被定为右派并要发配边疆劳改后，他的妻子就同他离了婚。

而且为了彻底与右派划清界限，他的妻子甚至连女儿都不要了，叶娟的父亲不得不带着女儿远行数千里，来到了团结农场。

由于右派的帽子一直不曾摘掉，叶娟的父亲要不定期接受各种批斗，三年前生了病，然后一病不起就此去世，只留下个十六岁还未成年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