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先白是个心里藏不住事的年轻人，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李世英陪着他喝了点儿酒，聊了会儿天，他就再次变成了那个无忧无虑的人。

然后李世英便去找孙祥会商量，眼下章进兴回了老家，砖厂的一股红砖需求热潮过后业务渐少，所以都是他跟孙祥会俩人赶着马车到处去巴扎和各个大队卖货。

虽说边疆在某些民间商业行为方面管理不是那么严格，但他们偶尔也会遇到官府人员的盘问。

这一次他们俩去市区进货，回来的路上就遇到了有贼心没贼胆的两个人，那下一次呢，万一遇到有贼胆的拦路抢劫犯呢？

张全义给了孙祥会一个一大队供销点负责人的身份，孙祥会便借助自己的关系，为一大队的社员们提供了许多方便，旁的不说，一大队的煤油是从来不缺的，孙祥会还能多搞来点儿化肥，所以对于孙祥会和李世英私下里的“倒买倒卖”，张全义几乎从未阻拦过。

但李世英却知道，明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要对此前的十年进行一次全面的“拨乱反正”，事关民族的一些政策将会进行重大调整。

具体到边疆，就是民族信仰的宗教得到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得到尊重，简单来说，国家要委屈一下主体民族的社会地位，抬高少数民族的待遇啦。

这是李世英认为最不注重实际情况的一项政策，教员时代的诸多改革措施都被改进，比如国家曾经为哈萨克人制定了一套新的文字书写方式、通过纳入集体劳动进而推动哈萨克群体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然而新的政策放宽后，哈萨克人却再次回归到传统游牧去了。

结果就是，进入八十年代的前中期，哈萨克的适龄儿童识字率大幅度下降，如穆先白这一批人的子女辈们，若他们用文字与父辈进行交流，双方居然出现了沟通不利的现象。

而自教员离开了他所热爱、同时也热爱着他的人民后，朝廷的政策在这两年不断反复，有人坚持教员路线，有人坚持改革，便导致了地方基层干部们的诸多不顺，就跟左右手互相打架似的。

孙祥会的家中，李世英将这两年的政策变化和反复仔细讲了一遍，然后推断出自己的结论，认为改革路线必然会得到实施，未来的经济政策必然会持续放宽。

受李世英影响，孙祥会这些年也开始关注起了国家的诸多政策，他本就是个聪明人，根据他本人的经历，也得出了一个大致的推测和结论，从71年左右开始，国家对商品买卖环境一直在向前推动的。

故而他也认为李世英的推断是非常有可能的，李世英便继续给他分析：“71年到76年，福建那边就搞起了包干到户。这件事就足以说明，国家一直在尝试改革的，我猜接下来肯定还会继续尝试新的改革。”

“到时候不管是集体劳动还是推广包干到户，对咱们来说影响不大，这两年粮食价格小幅度上涨，先以种地为主业，赚上两年钱，再合伙买辆大车，专门去迪化、市里大批量进货，然后开着车到处卖，肯定赚钱的很。”

这是李世英第一次对外人提及对未来的规划，他很踏实，从没有想过赚点儿钱就去沿海城市拼搏奋斗，天山是他的家，这里同样有着许多发家致富的机会，或许不能让他成为大富豪，但见惯了后世商场尔虞我诈的场面，李世英觉得能够让家人衣食无忧就足矣。

故而他的计划很规矩，等到79年国家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先承包土地、搞几年农业种植，赚些钱后就买辆大卡车，在各个乡村进货售卖，这个生意干上个一二十年是不成问题的。

只靠着他和孙祥会俩人是肯定撑不起来的，那就得多找些合伙人，章进兴算一个，李世英便想着把穆先白也拉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