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默许刘瑾的小动作，是因为这些动作目前尚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其造成的破坏，远小于其带来的“搅局”和“吸引火力”的价值。

一旦这条恶犬有反噬主人，或者其行为可能危及改革根本的迹象，梁正会毫不犹豫地挥下屠刀。

清除刘瑾，不仅能瞬间收获巨大的政治声望，更能将阉党积累的财富充入国库，为改革提供新的血液——这简直是一举多得的优质“储备资产”。

‘崇祯倒是干净利落地除了魏忠贤，然后呢？’梁正脑海中闪过明末的历史，‘他独自面对整个文官集团的扯皮和空谈，最终煤山殉国。我，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平衡，才是关键。让杨廷和与刘瑾互相牵制，让文官集团内部也因此产生分化（有依附刘瑾的，有追随杨廷和的，有中立的），他这位皇帝，才能超然其上，稳坐钓鱼台，掌控全局。

这才是最高明的执政艺术，不是非黑即白的铲除，而是灰色的驾驭与利用。

想到这里，梁正提起朱笔，在那份兵部的调拨方案上，流畅地批下了一个“准”字。

对于石文义的密报，他则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便将其挪到了一旁专门存放此类文书的匣子里，未作任何批示。

不批示，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默许。

他不会去提醒杨廷和或文贵，也不会去阻止刘瑾。他要看看，文贵如何凭借自身的能力和即将到手的（哪怕是打了折扣的）资源，去打破福建官场的桎梏，去完成剿灭陈国辉这关键一役。

这既是对文贵的考验，也是他整个改革布局中，必要的一环磨砺。

“王岳。”他轻声唤道。

贴身太监王岳悄无声息地入内躬身。

“传朕口谕给杨先生，福建水师调拨之事，朕已准了。让他督促兵部，尽快落实，不得延误东南剿匪大计。”

“奴婢遵旨。”王岳恭敬应下，退了出去。

梁正重新将目光投向那份密报，眼神深邃如古井。

‘刘瑾，你尽管折腾吧。你每多贪一分，每多跋扈一分，将来我收割之时，民意便更向着朕一分，改革的阻力，也会更小一分。’

窗外的夜色，似乎更浓了。

但梁正的心中，那幅帝国前行的蓝图，却从未如此清晰过。

他利用一切能利用的力量，包括黑暗，只为将那缕来自未来的微光，尽可能远地照进这个古老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