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知，毛文龙这颗棋子，虽难以给予致命一击，但其持续的骚扰能力，对后金而言如芒在背。

崇祯通过兵部和五军都督府，给毛文龙下达了清晰的指令，不以攻城略地为目标，不以寻求主力决战为任务。

核心任务是“疲敌、扰敌、困敌”。

这一定位，解除了毛文龙因追求军功而盲目浪战的束缚，也避免了东江镇遭受毁灭性打击的风险。

袭击沿海，利用郑芝龙支援和自造的轻快船只，东江军像海盗一样，对后金控制的辽东半岛、朝鲜西海岸的薄弱环节进行突袭。

攻击目标包括小型粮仓、盐场、巡检司、落单的运输队，烧毁物资，抓捕劳作的包衣（奴隶），造成持续的恐慌。

破坏屯田，在后金春耕或秋收时节，派出小股精锐潜入陆地，焚烧田庄，践踏庄稼，破坏水利设施。

这对以农业为重要补充的后金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加剧其粮食短缺。

截断粮道，密切监视从朝鲜运往沈阳的粮道，以及后金内部的水陆运输线，抓住机会就进行劫掠或破坏，延缓其物资输送。

政治宣传，在袭击中，有意释放一些被掳的汉人包衣，并散布消息，宣扬大明政策（如投诚待遇），动摇后金统治下汉人、蒙古人的军心民心。

外交与情报攻势的效果是潜移默化而极其深远的：

漠南蒙古开始离心，科尔沁等部与后金的关系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裂痕，从过去的唯命是从，变成了阳奉阴违、讨价还价。

后金每次想大规模用兵，都不得不花费更多精力来安抚和威慑这些“盟友”，战略灵活性大打折扣。

后金后院永无宁日，东江镇的存在，像一把钝刀子，持续地给后金放血。

后金无法安心发展生产，必须时刻在后方保持相当的兵力用于防守，无法集中全力应对西线或南线的明军主力。这极大地消耗了后金的国力与精力。

大明赢得战略主动，通过这一系列操作，大明成功地将战略前沿推进到了草原和敌后，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后金构成了战略包围的态势。

后金被迫在多条战线上疲于奔命，战略主动权逐渐向明朝倾斜。

洪承畴的谋略与崇祯的决断相结合，使得这场不见硝烟的外交情报战，成为了整个“联蒙制金”大战略中最具杀伤力的一环。

它正在悄无声息地腐蚀着后金统治的根基，为未来明军主力的雷霆一击，创造着最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