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龙元”的发行准备金制度、汇率稳定机制；

分析漕运改海运的成本效益；

评估对蒙古边市贸易的利弊；

甚至开始探讨国家预算的编制方法。

这里是帝国财政政策的“实验室”和“参谋部”。

律法研究院（院长：由刑部侍郎兼领）：超越注释《大明律》的范畴，开始研究法典的系统化编纂，探讨商事律法、海事律例的缺失，并关注国际法（尤其是与葡萄牙、荷兰等海上势力交往中的法律问题），推动法律体系适应新时代的挑战。

史政研究院（院长：由翰林院学士兼领）：治史目的更为明确——“以史为鉴，可知兴替”。重点研究历代变法得失（如王安石变法）、财政税收制度演变、边疆民族政策效果，以及前朝与周边政权战争胜负的深层原因，为当下的改革提供历史视角的决策支持。

国子监的人员构成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研究员（称“博士”、“助教”）：他们是核心力量，不再是照本宣科的教师，而是专职的研究人员。

除了徐光启等本土大家和西洋学者，还从工部、钦天监、户部等实务部门抽调了大量经验丰富的专家，确保研究紧贴实际需求。

他们享有崇高的地位和由内帑直接划拨的、充裕的研究经费。

研究生（仍称“监生”）：入学资格极为苛刻。

主要来源有二：

一是从京师大学堂、南京大学堂等顶尖新式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中择优选拔；

二是从科举新科进士中，挑选那些在策论中展现出实学兴趣和创新思维的年轻人。

他们入学后不再以上课为主，而是直接进入各研究院，在资深研究员指导下，参与具体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在实战中学习和成长。

他们是帝国未来的学术领袖和技术统帅。

技术辅助人员：规模庞大的工匠、画师、译员、文书负责支持研究工作，制造和维护实验仪器，绘制精密图纸，翻译泰西学术着作，整理浩繁的研究资料。

国子监的运作模式彻底转变为“项目导向”。

例如，朝廷下达“研制射程更远、重量更轻的野战火炮”的课题，格致研究院的力学所、化学所和机械所便会成立联合攻关小组，监生们分工协作，进行理论计算、火药配比试验、炮身结构设计和模型铸造，整个研究过程就是一场攻坚战。

将国子监转型为最高研究机构，其战略意义远超建立千万所小学堂：

集中智力，攻坚克难：将帝国最顶尖的智力资源集中起来，瞄准国家最紧迫的战略需求（军事、农业、财政）进行突破，避免了过去研究力量分散、低水平重复的弊端。

保持知识前沿性：通过与西洋学者的密切合作，国子监成为大明吸收、消化并最终超越西方科技的前沿阵地，确保帝国在知识层面不再落后，甚至实现引领。

培养战略科学家：从这里走出的监生，不仅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更拥有宏大的视野和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能力，他们将被输送到朝廷核心部门或担任封疆大吏，确保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由内行的战略家而非迂腐的文人来领导。

重新定义“学问”：它向天下昭示，最高层次的学问不再是寻章摘句、空谈性理，而是能够富国强兵、经世济民的实学，极大地提升了科学技术和实用知识在社会价值序列中的地位，从根本上扭转了社会的价值取向。

从此，国子监内不再只有朗朗读书声，更增添了演算的沙沙声、辩论的激昂声、实验的器械碰撞声。

它从一座庄严肃穆的经学圣殿，蜕变为一个思想激烈碰撞、充满探索精神的帝国引擎。这座古老的建筑，正驱动着大明帝国，向着一个由知识和理性照亮的新时代全速前进。

这是崇祯教育改革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也是他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一个拥有自我进化能力的智慧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