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1643年）。

夏日的名护屋城下町，人头攒动，但往日的交易喧闹被一种困惑与不安取代。都护府新设立的“大明宝钞局扶桑分局”门前，排起了长队。许多町人（商人）、农民手握粗糙的豆板银、永乐通宝（仍在流通）乃至米帛，焦急地等待着兑换新币。

窗口内，户部派来的主事面无表情地敲着桌子，指着墙上张贴的、盖有都护府大印的布告：“看清楚了！自本月起，都护府辖内，田赋、商税、官俸、兵饷，一律只收‘龙元’！旧银按此官价兑换，逾期不候！”

布告上，龙元的图案精美——正面是蟠龙戏珠，背面是“壹圆”面值及“大明崇祯年制”字样，材质为银铜合金，成色、重量皆有定规。兑换官价被刻意定得对明朝有利：一两劣质豆板银只能换七钱龙元。

“大人！这……这价也太低了！”一个米商忍不住抗议。

“嗯？”主事眼皮一翻，旁边手持水火棍的差役立刻上前一步。人群一阵骚动，却敢怒不敢言。

不远处，日月集团开设的“日月商号”率先挂出“本店只收龙元”的牌子，货物琳琅满目，从景德镇瓷器、江南丝绸到铁器、药材，吸引着持有新币的人。而本地商户，要么接受亏损兑换，要么生意萧条。龙元，如同一条无形的经济锁链，开始紧紧缠绕住九州的经济命脉。

几乎同时，本州岛西部的石见国（今岛根县），大森银山。

这座战国时代就已闻名、产量曾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富矿，如今插上了日月集团的旗帜。集团从大同、招远等地招募的矿工，在护乡军的“保护”下，驱赶着大批日本俘虏和征发的浪人、农民，开始了疯狂的掠夺性开采。

矿洞口，工头（多由投靠的明朝匠户或本地归化人担任）挥舞皮鞭，呵斥着疲惫不堪的矿工。日月集团的技师带来了爆破技术和高效水排，效率大增，但安全措施极其简陋，塌方、中毒事故频发。矿石被源源不断运出，在新建的冶炼厂里，由明朝工匠监督，炼成粗银锭。

“快！快！京城等着银子铸龙元，辽东等着银子养兵呢！”驻矿管事大声吆喝。一箱箱银锭被贴上封条，由武装护卫押运至滨田港，装上日月集团的快船，直发宁波或天津，最终流入大明户部太仓银库和内帑。

石见的白银，如同血液，被抽离日本本土，滋养着遥远的明帝国。而留给当地的，只有枯竭的矿坑、染病的河流和累累白骨。

扶桑都护府衙署内，副都护陈子壮正与一众流官审核新编制的《扶桑田亩清册》。此举仿效明朝的“鱼鳞图册”制度，并结合了丰臣秀吉“太阁检地”的方法，对九州地区土地进行全面清丈、登记造册、核定赋税。

“大人，根据清丈，九州可垦熟田约一百五十万石（日本面积单位），其中，原各藩主、寺社占有逾七成……”屯田使汇报。

“嗯。”陈子壮点头，“依《都护府田赋则例》，这些土地，一律抄没入官！原耕种之百姓，可承租，按‘三七抽一’

缴纳实物地租（米麦）。另，每人需缴纳‘丁口银’一钱龙元。**”

这是一场彻底的土地革命。它剥夺了旧武士阶层的经济基础，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成为都护府的税源和劳役来源。同时，丁口银强制要求农民必须赚取或兑换龙元，进一步推动了龙元的流通和渗透。

夏末，北京紫禁城，乾清宫西暖阁。户部尚书呈上最新太仓银库收支简报，其中“倭国石见银山解入白银三十万两”和“宝钞局奏报龙元于扶桑兑换顺畅”两行字，被崇祯皇帝用朱笔轻轻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