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得太久，灰尘再次落下，覆盖在玻璃表面，像二次转移的病灶，无法切除，无法清扫。李建国用嘴吹，灰尘飞起，又落下，像肿瘤细胞脱离原发灶，在胸腔内种下新的结节。他不敢再吹，怕把照片吹裂，怕把妻子最后的影像也吹散。于是他用手掌去擦，掌纹里的汗液与灰尘混合，形成褐色泥浆，像术后渗出的淋巴液，涂抹在玻璃表面，反而让照片更加模糊。

他最终把照片放回纸袋，动作缓慢，像把一块切片放回标本柜。纸袋口再次封合，锯齿边缘咬合，像病理袋的封口，一旦合上，就无法再打开。他把纸袋重新塞进樟木箱最深处，用一件旧毛衣盖住，像用纱布覆盖创面。关灯前，他最后看了一眼——黑暗里，纸袋与毛衣融为一体，像被埋藏的原发灶，暂时找不到，却永远不会消失。

灯灭，黑暗降临，像未被麻醉的切口，每一秒都是切割。李建国闭眼，却仍能看见照片里周秀兰的笑脸，像素颗粒不断崩解，最终变成一片模糊的红色，像被高速搅拌器打碎的苹果，像低分化癌组织，像再也无法拼接的1988年。黑暗中，他伸手去摸身边的位置，床单冰凉，像一张未被铺开的手术巾。他知道，明天还要去医院，还要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还要在“继续治疗”与“放弃治疗”之间选择。而此刻，他只能把脸埋进枕头，让眼泪把照片里那团模糊的红色重新晕染，像给旧照片上一层新漆，像给无法愈合的伤口贴一块暂时止血的纱布。

他梦见自己回到1988年的照相馆，摄影师按下快门，闪光灯亮起，却变成一台ct机，x射线穿透周秀兰的身体，像素颗粒在屏幕上不断放大，最终变成一张巨大的病理报告，报告上写着：“红袄新娘，低分化腺癌，广泛转移。”他伸手去撕报告，纸张却变成无数红色苹果皮，纷纷扬扬落下，覆盖在他脸上，像一场永远无法醒来的灰尘雪。

凌晨五点，他被闹钟叫醒。窗外开始下雪，灰白色的雪片落在玻璃上，像一层新落的灰尘。他起身，打开樟木箱，取出纸袋，用一块干净的软布轻轻擦拭玻璃表面，把褐色泥浆擦掉，把裂纹留在原地。然后把照片立在窗台，让雪光从背后透过来，像给旧照片打上一层背光，像给无法复原的笑脸做一次最后的放疗。雪继续下，照片继续模糊，裂纹继续存在，而1988年的红袄新娘，依旧在他心里，笑着，模糊着，无法再次清晰，也无法彻底消失。

凌晨零点，分针刚跨过十二，心电监护发出一声拖长的“滴——”。屏幕上的绿色波纹骤然拉直，像被上帝随手抹平的褶皱。周秀兰的手还留在李建国掌心里，温度以每秒0.1c的速度下降，像缓慢漏气的热水袋。护士冲进来，鞋跟在地胶上踩出凌乱鼓点；值班医生跟着闯入，白大褂下摆扫过床栏，带起一阵消毒水风。李建国被挤到墙角，背脊贴着冰凉的铝制扶手，感觉自己也成了闲置的仪器——插头没拔，电源却断了。

医生双臂绷直，掌心叠扣，每一次按压都精准落在胸骨中下1\/3，频率110次\/分，深度5厘米。周秀兰的胸腔像被踩瘪的易拉罐，弹起又陷下，弹起又陷下。李建国看见她左乳下的手术瘢痕被压得发白，又瞬间涨紫，像一条被反复拉伸的橡皮筋，随时会崩断。护士推来肾上腺素，1g静脉注射，再1g，再1g——黄色药液在输液管里留下闪电状残影，仿佛试图给心脏装上临时跳线。第九分钟，医生额角汗珠滚进睫毛，手速缓下来，像鼓手体力耗尽，鼓面余音渐弱。他抬头看墙上的挂钟，又看李建国，嘴唇开合，无声地说出那句医学宣判：“时间到。”

李建国被允许回到床边。他握住周秀兰的手——那只手在五分钟前还残留着回光返照的温热，此刻却像从冰柜里取出的输液袋，指节僵硬，掌纹里嵌着无法融化的冰碴。他试着把温度揉回去，双掌合拢，像搓木炭火，却只搓出更多褶皱——掌纹对不上掌纹，温度传不到温度。触觉塌方，世界随之陷落：脚下的pVc地板变成流沙，天花板往下滴落看不见的汞，胸腔里仿佛塞进一块铅制胸腔引流板，每吸一口气都发出金属摩擦的锐响。

护士站的激光打印机开始工作，滚轴升温，发出“哧——”的预热声，像火化炉点火。A4纸缓缓吐出，标题黑体小二：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纸张经过高温定影，带着淡淡焦糊味，飘到李建国手里时仍有余温，像一块刚出炉的烤瓷，却要被嵌进亡妻的永久档案。他盯着“死亡原因”一栏，医生已填好：

“1.多器官功能衰竭

2.恶性肿瘤晚期（IVb期）”

两行字像两枚铆钉，被机械臂瞬间敲进他的视网膜。打印机再次吐出第二联、第三联，声音短促，像给棺材钉上最后几颗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