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的暖阁里，炭盆烧得正旺，却驱不散空气中的凝重。李鸿章穿着厚重的藏青色棉袍，手指在海图上反复摩挲，指腹碾过“海天级”战列舰的标注——旅顺船坞的二号舰“海圻”号已铺设龙骨，三号舰“海容”号的钢材也在汉阳铁厂锻打，唯独四号舰的建造地，成了此刻争论的焦点。

“马尾的船坞扩建刚完工，能造万吨级舰了。”裴荫森率先开口，拐杖在青砖地上戳出闷响，“船政的工匠去年就练过‘闽复’号的铆接，万吨舰的主炮基座、轮机舱布局，学生们也画了三套图纸，比旅顺的工期能快两个月。”他顿了顿，从袖中掏出钢样，“这是福建自炼的镍钢，硬度比德国克虏伯钢差不了半成，四号舰‘海筹’号交给马尾，不用再从欧洲运钢料。”

丁汝昌磕了磕烟杆，烟灰落在“旅顺”二字上：“旅顺现在同时造‘海圻’‘海容’，工匠和设备都占着，再挤‘海筹’号确实吃力。但马尾得保证工期——日本的新舰在横须贺已经开工，咱们的四艘‘海天级’必须在三年内全部入列。”

张之洞端着茶盏，目光扫过在座众人——李鸿章的苍老、丁汝昌的坚毅、李准的锐利、吴安康的爽朗，还有裴荫森的沉稳，这些人手里握着中国最硬的底气，却也站在最微妙的风口。“朝廷的折子堆到三尺高了，”他缓缓开口，“康有为、梁启超在光绪帝面前喊‘变法图强’，要裁撤绿营、废科举，可连江南制造局的步枪产能都没搞清楚；另一边，山东、河北的拳民已经闹到天津，喊着‘扶清灭洋’，烧教堂、拆铁路，再不管就要烧到山海关了。”

李鸿章放下海图，指尖在“威远”舰的标注上停顿——这艘从对马海峡俘获的富士级战列舰，按威海卫协议该移交广东，却因北洋新舰未入列迟迟未动。“‘威远’号明年开春先移一半编制给广东，”他抬眼，目光扫过李准，“水兵从广东水师抽调，北洋派教官带三个月，等‘海圻’号试航，再彻底移交。”

李准的翡翠扳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心里算着账：“广东的虎门新炮台下个月完工，正好缺艘主力舰镇着。但‘威远’号的弹药得北洋先供半年，广东的火药厂还在扩建，赶不上用。”

“江南制造局每月拨两百发305毫米炮弹给广东，”吴安康接话，“南洋的船坞刚改了炮弹生产线，比北洋的火药厂快一成，运费南洋出——但广东得帮南洋运一批丝绸到欧洲，今年的关税缺口还没补上。”

裴荫森这时忽然提起“龙凤级”旗舰：“船政学堂的学生把图纸改了三稿，主炮想用到280毫米，续航提至四千海里，但钢料和轮机都得等‘海天级’造完再说。”他看向李鸿章，“不如先拨五十万两预研经费，把关键技术攻下来，免得将来造舰时手忙脚乱。”

李鸿章点头，从怀里掏出一本账册，上面记着四大水师的私产：营口煤矿月入三十五万两，广东十三行贸易利润六十万两，南洋丝绸关税三成归公，福建硫磺换钢料的差价……这些数字加起来，竟比户部全年的财政收入还多两成。“经费从水师私产里出，不用走朝廷的账，”他压低声音，“翁同龢盯着海军经费不是一天两天了，不能给他们抓把柄。”

话题渐渐转向核心——如何在不引发革命的前提下，逐步架空清廷。张之洞放下茶盏，声音压得极低：“光绪帝想变法，却没实权；慈禧太后要权，却不管国事。咱们可以‘借变法之名，行布局之实’——把绿营裁撤的兵丁编入海防陆师，把各省的厘金、关税收归水师节制，再让詹天佑把铁路修到北京周边，将来真要有事，咱们的兵和粮，三天就能到紫禁城。”

丁汝昌的烟杆在桌面磕出脆响：“北洋的海防陆师已经编了五万，朝鲜、辽东的粮道都在咱们手里；南洋控制着长江航运，江浙的税银一半走南洋的船；广东握着十三行的贸易，福建管着台湾的樟脑、硫磺——咱们现在不是‘拥兵自重’，是在替百姓守着家底。”

李准忽然想起上个月广州的拳民闹事，一群人拿着大刀长矛要拆铁路，说“铁路通了，龙脉断了”，最后被海防陆师劝走。“拳民是把双刃剑，”他皱眉，“他们恨洋人，却也怕新东西，要是被清廷利用来反水师，麻烦就大了。”

“让左宝贵在朝鲜多招兵，”李鸿章沉吟，“把辽东的拳民引去朝鲜，给他们田种，给他们钱赚，让他们知道，跟着水师有饭吃，比跟着清廷闹事强。”他顿了顿，“再让福建船政多造巡逻艇，沿着海岸线巡逻，别让拳民烧了码头、毁了船厂——咱们的船坞、铁路，不能毁在自己人手里。”

密会一直开到后半夜，最终定下四件事：

1.“海天级”建造：旅顺造“海圻”“海容”，马尾造“海筹”，工期三年，所有钢材、弹药由汉阳铁厂、江南制造局直供，经费走水师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