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启五年，大旱，河涸田裂，民多饥死。启遣使求援鸿蒙宗，道尊命玄空、农子赴夏，施灵雨符解旱，赠耐旱稻种，民始得活。”玄空录下此事，还附上了当时百姓的歌谣：“玄空至，甘霖降；稻种播，仓廪实。夏王仁，道尊慈，天下安，享太平。”此歌谣乃玄空当年在夏朝民间搜集，真实反映了百姓对鸿蒙宗的感激。

除了助农，鸿蒙宗还向夏朝传授道法与历法。玄空率弟子赴阳城，为夏朝官员讲授《基础修法诀》，使官员能以道法强身健体、处理政务；又传授“观星定历”之法，教夏朝太史官根据星辰运行制定“夏历”——夏历以正月为岁首，分一年为十二个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每三年置一闰月，以协调阴阳，此法后来沿用数千年，成为华夏传统历法的基础。

“玄空传夏朝《基础修法诀》，使官员强体；授观星之术，制夏历，定四时，便农耕。”玄空录道，还记录了夏历的细节：正月为“建寅月”，此时春回大地，适合播种；六月为“建未月”，正值盛夏，需防旱涝；九月为“建戌月”，秋收之时；十二月为“建丑月”，冬藏之日。每一月都有对应的节气，如正月“启蛰”（后世惊蛰）、三月“清明”、五月“芒种”、七月“立秋”、九月“霜降”、十一月“冬至”，这些节气至今仍在沿用。

四、《夏商本纪》卷三：夏启晚年·隐患初现

启在位后期，天下渐趋安定，但也滋生了奢靡之风，为后世夏朝衰落埋下隐患。玄空以客观笔触，将这一段写入《夏商本纪》第三卷，既不隐其功，也不讳其过。

“启在位二十载，天下太平，乃渐耽于享乐，筑倾宫、饰瑶台，征百姓为役，民始有怨。”玄空录下启的转变，水镜中浮现出倾宫瑶台的景象：倾宫建于阳城郊外，宫殿高耸，倾斜如欲倾之状，故得名“倾宫”；瑶台以白玉为基，以瑶玉为饰，台上建有琼楼玉宇，内设酒池肉林，启每日与妃嫔、近臣在此饮酒作乐，通宵达旦。

玄空还记录了启晚年的一场“万舞”盛会：启召集天下乐师，创作《九韶》之乐，舞者身着彩衣，手持玉磬、编钟，在瑶台上起舞，场面盛大。但这场盛会耗费巨大，仅彩衣就用去数万匹丝绸，玉磬、编钟皆以珍贵玉石铸造，百姓为缴纳赋税，不得不加倍劳作，不少人家因此破产。玄空在竹简上写道：“启作《九韶》之乐，举万舞之会，费资巨万，民力耗竭。有贤臣关龙逄进谏：‘昔禹王节俭，布衣粗食，天下归心；今王奢靡，民怨沸腾，恐生祸乱。’启不听，反囚关龙逄于狱。”

关龙逄之谏是夏朝由盛转衰的重要信号，玄空对此极为重视，特意收录了关龙逄的谏言全文：“臣闻：天子者，天下之主也，当以百姓为念，以社稷为重。昔禹王治水，身先士卒，三过家门而不入，故能成大业；今王筑倾宫、饰瑶台，饮美酒、听靡乐，不问百姓疾苦，不顾社稷安危，若长此以往，诸侯必叛，百姓必反，夏朝将危在旦夕！愿王罢奢靡，亲贤臣，恤百姓，复禹王之德，则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启不仅不听谏言，反而愈发疏远贤臣，亲近奸佞。玄空录道：“启晚年，宠信奸臣武观。武观乃启之弟，善阿谀奉承，劝启‘天子当享天下之福’，启甚悦，任武观为卿士，掌朝政。武观专权，收受贿赂，排挤贤臣，诸侯多有不满，其中以有仍氏、有缗氏为首，渐有反意。”

玄空还注意到，此时洪荒的劫气已开始隐隐汇聚。他奉道尊命，以“劫气探测仪”（道尊以鸿蒙盘碎片所制）监测洪荒气运，发现劫气多聚于夏朝都城周围，且与其的奢靡之气相互感应，日益浓厚。玄空在本纪中以小字注曰：“启晚年，洪荒劫气初显，与夏廷奢靡之气相融，虽暂未爆发，然已为后世‘太康失国’埋下祸根。道尊观之，叹曰：‘天下治乱，系于君心，君心正，则天下安；君心邪，则劫气生，此乃天道之理也。’”

启在位三十九年，病逝于倾宫，传位于太子太康。玄空在《夏商本纪》卷三末写道：“夏启三十有九载，崩于倾宫，葬于钧台之侧。启承禹之业，定世袭之制，治天下三十余载，初则勤政爱民，使夏朝安定；晚则奢靡怠政，疏贤臣、亲奸佞，民怨渐生，诸侯离心。启之功过，皆载于史，以供后世帝王鉴之。”

五、编史余记：玄空的史官之思

写完《夏商本纪》前三卷，天色已暗，起源殿藏经阁内亮起了由“夜光珠”制成的灯盏，微光映照着玄空满是墨痕的双手。他将竹简整理好，置于“夏商”专柜，又取来一块玉牌，刻下《编史余记》，记录此次续编与始编的缘由、过程及心得。

“玄空随道尊龙宇自虚无之海至洪荒，已历千余载。道尊命吾录洪荒史，盖因‘史者，镜也，可鉴古今，可明得失’。此次续《三皇五帝全史》，始编《夏商本纪》，耗五月光阴，查阅典籍百余种，观时光水镜数十次，亲赴洪荒故地采集遗迹、搜集歌谣，务求所载之事真实、详尽。”

五、编史余记：玄空的史官之思

玄空在余记中写道，他编史时始终秉持“三真”原则：“一曰事真，凡所录之事，必以时光水镜为证，以实物遗迹为佐，不虚构、不妄饰。如帝舜崩于苍梧，必录二妃泣竹成斑之实；夏启伐有扈氏，必附《甘誓》原文与战场兵器残片拓样，务使后世见文如见史。二曰理真，凡录史事，必析其因果脉络，不避兴衰之理。如禹能承舜位，非仅因治水之功，更在其‘改堵为疏’的治世智慧与‘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民心所向；夏启晚年失德，非独其个人之过，亦含‘世袭制初立，权力约束未备’的制度之弊，需将史事置于天道轮转、人族发展的大局中审视。三曰情真，凡录人物，必存其性情风骨，不掩其功，不讳其过。如帝禹治水，录其‘身执耒臿，以为民先’的勤政之态；夏启治世，既记其‘设九牧、定夏历’的开创之功，亦书其‘筑倾宫、囚贤臣’的奢靡之过，使圣贤非完人、君主有得失的真貌留存。”

写罢“三真”原则，玄空指尖轻抚案上竹简，墨香与竹韵交织间，忆起编史过程中的两处难忘细节。一处是赴会稽山寻访禹陵时，见当地百姓仍以“禹步”祭祀——那是禹治水时因常年跋涉、足生老茧而形成的独特步态，百姓效仿之，以表对禹的敬仰。玄空将“禹步”的步法图谱绘于《夏商本纪》附录，注曰：“禹步者，禹治水辛劳之迹也，百姓传之，以示追念，此乃民心向背之证，史不可漏。”另一处是在阳城故地，挖到一块夏朝青铜鼎残片，鼎身刻有“太康作鼎，享于先祖”的铭文，虽仅八字，却印证了太康继位后延续祭祀的史实，玄空将残片铭文拓印于竹简，与“太康失国”的记载相互印证，补全了夏朝早期的祭祀礼制脉络。

“史非孤立之文，乃前后相承、因果相连之链。”玄空在余记中强调，续编《三皇五帝全史》时，特意在帝舜与帝禹的记载间增录“伯益助禹”的细节，因伯益后来涉及夏启继位之争，提前铺垫可使史事更连贯；始编《夏商本纪》时，在夏启“钧台之享”后附“诸侯贡物清单”，既显夏朝初期的疆域物产，也为后世“昆吾氏助商汤灭夏”埋下伏笔——清单中载昆吾氏贡青铜万斤，而商汤伐夏时，正是昆吾氏以青铜铸兵器助商，此等前后勾连的细节，方能让史册“成其为整体，而非零散史事的堆砌”。

谈及编史的意义，玄空写道：“道尊曾言，‘洪荒无史，则过往如尘埃，后世不知先祖之劳、文明之脉’。吾编此史，非为彰显鸿蒙宗之功，亦非为褒贬某朝某帝，实为留存人族文明之根。三皇五帝开华夏之基，夏商承世袭之制，其间有治水的坚韧、禅让的胸怀，亦有奢靡的教训、战乱的惨烈，这些皆为人族成长之印记。后世若见此史，知先祖如何从洪荒蛮荒走向文明有序，知王朝如何在兴衰中迭代，或可明‘民心为天、勤政为基’之理，此乃吾之愿也。”

最后，玄空在余记末添上编史日期与后续计划：“此卷编于夏朝启三十九年冬，起源殿藏经阁。后续当随洪荒变迁，续录太康、仲康、相、少康诸帝事迹，直至商汤灭夏、商朝立，使《夏商本纪》成完整之篇。编史之路漫漫，吾当守‘三真’原则，以时光为尺，以遗迹为证，不辱道尊之命，不负洪荒史册之重。”

写罢，玄空将余记玉牌置于《夏商本纪》竹简旁，又取来一块“镇史玉印”——此印乃道尊龙宇以起源珠边角料所制，印文为“鸿蒙真史”四字，盖于竹简末尾，墨色与玉印光泽相融，似为这卷承载洪荒早期王朝风云的史册，镀上了一层不朽的印记。藏经阁外，虚无之海的微光透过窗棂洒入，照在堆叠的竹简上，仿佛预示着这些文字将跨越时光，见证后续三界六道的诞生与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