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朝期间，邓绥展现出卓越的治国才能。她深知百姓疾苦，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尤其对受灾地区“开仓赈济，勿收租赋”。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凉州羌人叛乱，军费开支浩大，邓绥下令削减宫廷用度，自己带头取消宴饮，将节省的钱帛全部充作军饷。她还亲自审核各地灾情报告，对虚报灾情的官员严惩不贷。

在吏治方面，邓绥注重选拔贤能。她打破门第限制，提拔了杨震等寒门才俊，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东汉名臣。她常对大臣们说：“为官者当如明镜，映照百姓疾苦；如劲草，抵御歪风邪气。”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员，无论其背景如何，一律严惩。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她查处了一批贪墨赈灾款的官员，将他们全部流放边疆，震慑了官场。

邓绥还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她下令在洛阳设立官学，扩大招生范围，不仅招收贵族子弟，也允许寒门学子入学。她亲自审阅教材，删减其中浮华无用的内容，增加了农桑、水利等实用知识。在她的推动下，东汉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很大发展，史称“永初之治”。

随着邓绥执政日久，权力巩固，反对的声音也渐渐响起。部分大臣认为太后临朝违背祖制，多次上书要求归政。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司空周章联合部分官员密谋发动政变，欲废黜安帝，另立平原王刘胜，同时诛杀邓氏外戚。

这一阴谋被邓绥提前察觉。她没有慌乱，而是迅速采取行动：先以周章“交通藩王，图谋不轨”为由将其罢免，随后查清参与密谋的官员，将主犯处死，从犯流放。处理完政变者后，邓绥并没有扩大打击范围，反而下诏安抚百官：“周章之罪，罪在个人，与其他官员无关。只要尽心为国，朕必信任不疑。”

此次事件后，邓绥的统治更加稳固，但也让她意识到权力的危险。她加强了对宫廷的守卫，同时更加注意约束外戚。哥哥邓骘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谨小慎微，不敢干预朝政。邓绥还规定外戚子弟不得担任要职，不得与宦官交往，有效避免了外戚专权的局面。

然而，执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洛阳发生地震，随后又遭遇蝗灾和旱灾，灾情严重。一些官员趁机散布谣言，称这是“女主干政”引来的天谴。邓绥并没有压制这些言论，而是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同时采取更积极的救灾措施：开放皇家园林让灾民耕种，组织军队帮助百姓兴修水利，减免全国一半的赋税。

在应对自然灾害的同时，邓绥还面临着边疆的威胁。元初元年（公元114年），鲜卑人入侵渔阳，邓绥派中郎将马续率军迎击。她亲自制定作战策略，要求军队“坚壁清野，伺机而动”，避免与敌军正面交锋。在她的指挥下，汉军最终击退了鲜卑人，保卫了边疆的安全。

邓绥对宦官的态度也十分谨慎。她既利用宦官传达政令，又严格限制他们的权力。当时的大宦官蔡伦发明了造纸术，邓绥十分赞赏他的才能，让他负责宫廷文书的整理，但绝不允许他干预朝政。她常说：“宦官乃近侍之臣，可备顾问，不可掌实权。”在她执政期间，宦官始终没有形成专权的势力。

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邓绥已经执政十六年，安帝也已年满二十八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安帝对邓绥迟迟不归政日益不满，一些官员也纷纷上书要求太后还政。邓绥内心十分矛盾，她深知安帝才能平庸，担心自己归政后朝政会陷入混乱，但又不愿背负“贪恋权力”的骂名。

就在这时，邓绥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多年的操劳让她积劳成疾，常常咳嗽不止。但她仍然坚持处理政务，每天批阅奏章到深夜。她对身边的人说：“朕受先帝之托，辅佐幼主，不敢有丝毫懈怠。只要朕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大汉江山尽一份力。”

同年三月，邓绥在洛阳宫中病逝，享年四十一岁。临终前，她留下遗诏：“丧事从简，勿扰百姓。朕执政十六年，虽兢兢业业，然亦有过失，望陛下及大臣们引以为戒。”

邓绥死后，安帝亲政，随即对邓氏外戚展开清算。邓骘等人被免去官职，流放边疆，许多曾受邓绥重用的大臣也遭到贬斥。但历史最终给予了邓绥公正的评价。《后汉书》中记载：“邓太后临朝，天下晏然，荒年不饥，乱而不危，虽妇人之身，实有王者之度。”

邓绥执政的十六年，是东汉历史上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她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减免赋税、整顿吏治、重视教育、加强边防等，都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在她的治理下，东汉王朝虽然面临着自然灾害和边疆危机，但始终保持着稳定发展的态势，为后来的“永建之治”奠定了基础。

然而，邓绥的统治也存在一些争议。她重用外戚，虽然对他们有所约束，但仍然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她迟迟不归政，也让安帝和部分官员心生怨恨。这些问题最终在她死后爆发，导致了东汉王朝的动荡。

但无论如何，邓绥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女性政治家，她的才能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她以女子之身，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中执掌朝政十六年，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她的故事，不仅是一段个人的传奇，更是中国古代女性在历史舞台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当我们回望东汉那段历史，仿佛还能看到那位身着素服、端坐帘后的太后，在烛光下批阅奏章，为大汉江山操劳不息。她的智慧、坚韧和担当，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成为后人敬仰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