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任务像雪片一样落在他手里。他记不清自己接了多少次，只记得每次任务结束后，在笔记本里画下的“正”字，一笔代表一条人命，如今那页纸已经画满了十四个完整的“正”字，还多了两笔，总共七十二条。

有的任务是他孤身一人潜入目标住所，在寂静的深夜里完成致命一击。有的是和组织派来的搭档配合，一个负责吸引注意力，一个负责执行刺杀。刀伤、枪伤成了家常便饭，有次被目标的保镖用钢管砸中肋骨，他咬着牙躲在垃圾桶后捱到天亮才敢去求医。

还有一次被流弹擦伤小臂，他蹲在废旧仓库里自己用烈酒消毒、用绷带裹紧伤口，每次都像在鬼门关外走了一遭，却又总能侥幸活下来。

他只失败过两次，且都是因突发状况打乱了计划。第一次是刺杀某政客时，对方临时改变行车路线。他埋伏在原定路线的废弃工厂里，等了三个小时才发现被摆了一道。

后来他花了半个月重新追踪，最终在政客的私人别墅外守到机会，却在搏斗中被对方的保镖打断了右腿。好容易跑出来，躺在廉价医院的病床上休养了三个月，拆石膏时腿上的肌肉已经有些萎缩。

第二次是刺杀一名军火商，他藏在酒店的通风管道里等待时机，却被对方的私人保镖发现，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右肺，他忍着剧痛从通风口爬出来，跌跌撞撞跑了三条街才甩掉追兵。

那次捡回一条命后，他连爬三层楼梯都会喘得厉害，胸口的疤痕在阴雨天还会隐隐作痛，身体的衰败像警钟，敲碎了他对“杀手”身份的最后一点容忍，退出组织的念头第一次变得如此强烈。

他摸着胸口的疤痕，在深夜里拨通了组织联络人的电话，声音沙哑地提出申请。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只丢下一句“等通知”便挂断了。一个月后，联络人终于回复，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冰冷：“可以退出，但必须完成最后一次任务：刺杀欧洲富豪索恩。”

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只能接下。从美国纽约出发，横跨大西洋回到欧洲，抵达索恩所在的苏黎世时，秋天的冷雨正淅淅沥沥地打在街道上。他在离索恩别墅三条街远的地方租了间小公寓，每天清晨换上不同的装扮：有时是穿着工装的水电工，扛着工具包在别墅附近的街区“检修线路”。

有时是戴着旧毡帽的流浪汉，蜷缩在别墅斜对面的咖啡馆门口，借着取暖的名义观察进出的车辆。有时是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拿着文件夹在别墅外的车道旁“等待会面”。

整整一个月，他把索恩的作息、保镖的换班时间、别墅的监控位置都记在心里，画满了三张草图，却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索恩的防范意识远超他以往的任何目标，身边常年跟着四名贴身保镖，别墅的围墙装着红外线警报，连花园里的狗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护卫犬。

直到第五个星期，他从别墅的佣人那里听到了消息：索恩要在周末举办一场生日派对，邀请了上百名宾客。这个消息像一道光，让他沉寂了一个月的神经终于紧绷起来。

他立刻开始制定周密的计划：武器选了一把改装过的p226手枪，枪身被打磨得更轻薄，能塞进定制的皮鞋夹层里，子弹用的是低装药的亚音速弹，既能保证杀伤力，又能降低枪声。

为了把枪带进别墅，他提前查到了派对的餐饮供应商，花高价买通了负责运送甜点的司机，让对方把装着手枪的金属盒子藏在蛋糕保温箱的夹层里，约定在派对当天下午六点，随甜点一起送进别墅的后厨。

撤退路线则选了别墅后方的一条小巷，他提前踩过点，小巷尽头有一扇废弃的铁门，门外是通往火车站的僻静小路，他还在铁门旁藏了一套换洗衣物和伪造的身份证件。

派对当天，他换上了提前准备好的服务员制服，白衬衫的袖口正好遮住手腕上的旧伤疤，领口系着挺括的领结，脸上用粉底遮盖了眼角的疤痕，连走路的姿势都刻意调整得谦卑而谨慎。

混进其他服务员里跟着走进别墅时，他能感觉到门口保镖的目光在他身上扫过，手心里沁出了汗，却还是保持着镇定，跟着人群搜完身后走进后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