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春节，就这样在一种表面热闹、内里虚浮的气氛中过去了。

年味儿尚未完全消散，凛冽的初春便迫不及待地撕下了那层温情的面纱，将严峻的生存问题赤裸裸地摆在每个人面前。

韩东回到直属队的日常工作，敏锐地察觉到，空气里弥漫的气息与年前相比，又有了新的变化。

如果说年前还是一种对“会议”的观望和等待，那么现在，则是一种缓慢而确凿的、危机从农村向城市蔓延的实感。

这种实感，并非来自上级的文件传达，而是渗透在日常治安管理的每一个缝隙里，体现在与同僚、与民众接触的点点滴滴中。

变化首先体现在各个派出所最基础的户籍管理和平时的一些细节中。

前来办理临时户口或开具各种证明的郊区农民明显增多了。

他们大多面色蜡黄，衣衫褴褛，眼神里带着一种急于在城里寻条活路的焦灼。

他们提供的理由五花八门，有说投亲靠友的，有说进城看病的，但言谈举止间，总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对家乡口粮紧张、食堂停伙等。

虽然措辞隐晦，但那种急于远离故土的仓皇，是掩饰不住的。

“同志，您行行好，给开个证明吧，俺就想在城里找个临时工，混口饭吃……”

一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的中年汉子，几乎要对着户籍民警作揖，布满老茧的手微微颤抖。

民警按照规定盘问，汉子支支吾吾，最后才压低声音说：“老家……没啥吃的了，唉……”

更直接的压力，来自城市内部GY的持续减少以及由此引发的ZA问题。

供销社和粮店门前，排队的人群越来越长，大家的情绪也更加烦躁。

因为插队、缺货、因为好不容易排到却被告知货物已售罄而引发的争吵、推搡，甚至零星的冲突，时有发生。

一次，在城南一个较大的供销社门口，因为一批限量供应的糖饼，人群发生了拥挤和打闹。

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被挤倒在地，怀里紧紧护着半个掉在地上的饼子，脸上是老泪纵横的无助。

那一刻，ZF的严谨与同情的人性在民警的内心激烈交战。

最终，民警只是厉声呵斥了哄抢的人，扶起老太太，将她护送到一边，并没有按照条例进行处罚。

民警也知道，这不合规矩，但在生存的本能面前，有些规矩也要适当的让步。

韩东与其他人的私下交流，也传递出更多令人不安的信息。

站前派出所张所长有个亲戚在铁路货运段，一次抽烟闲聊时，张所压低声音说。

“听我那亲戚讲，现在往南边去的车皮，装的粮食比以前多了，说是‘调剂’……可咱们这儿的供应，咋不见好呢？”

民警小李则忧心忡忡地提到，他岳父家所在的郊区公社，春耕情况不理想，人都没有力气种地。

这些零散的信息，像一块块拼图，在韩东的脑海中逐渐拼凑出一幅越来越清晰的、大范围正在形成的可怕图景。

而真正让他心中惊觉，产生远超常人警觉的，是他内心深处那个属于穿越者的、不合时宜的记忆库，他内心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想，不要去想，但脑海中得记忆总是控制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