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靠着冰冷的门板，心脏擂鼓般狂跳。我不是没经历过生死（战场上见的多了），但这种超乎常理、直抵灵魂深处的恐惧，是另一回事。我紧紧攥着拳，指甲陷进掌心。

“是……是那些矿工兄弟……吗？”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轻得几乎听不见。

灯泡的闪烁骤然停止，一片漆黑。死寂。几秒后，它又猛地亮起，依旧是那惨蓝的光，但稳定了些。而那些聚集到中央的桌椅，无声地围成了一个圈，仿佛在无声地诉求，在迫切地等待一个答案。

我明白了。完全明白了。他们不是要吓我，他们是要我抽屉里的那些东西。那些浸透了他们血泪的遗书，那些被刻意掩埋的真相。他们要一个交代，要一个昭雪，要历史记住他们曾经如何活过，又如何死去。

我猛地拉开门，走到那张办公桌前。手有些抖，但还是坚定地掏出钥匙，打开了抽屉。油布包裹安静地躺在那里。我把它拿出来，放在桌面上，对着那空荡荡、却又仿佛挤满了魂灵的房间，深深鞠了一躬。

“兄弟们，”我的声音稳定了些，带着一种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肃穆，“我，李卫国，以人格和党性担保，一定把你们的故事带出去，让该知道的人都知道。新中国了，天亮了，你们的冤屈，一定能伸张！”

话音刚落，那惨蓝色的灯泡，“噗”地一声，彻底熄灭了。房间陷入绝对的黑暗和寂静。那股沉重的压力，刺骨的寒意，还有浓郁的气味，如同潮水般退去。只有窗外凄冷的月光，透过木板的缝隙，在地板上投下几道微弱的光斑。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被冷汗湿透。

第二天，阳光照常升起，办公室里一切如旧，桌椅散乱，仿佛昨夜只是一场噩梦。但抽屉里那个油布包真实地存在着。小张和小王脸色苍白，欲言又止。我没多说什么，只是下令加快清理进度。

随后几天，我白天整理档案，走访附近还健在的少数老矿工或他们的后代（很多人提起往事，仍是讳莫如深，眼神闪烁，只摆摆手说“都过去了”、“别提了”），晚上则在煤油灯下，仔细辨认、整理、抄录那些遗书。每一笔每一划，都像是在触摸那些痛苦的灵魂。我仿佛能听到井下镐头撞击煤壁的闷响，监工皮鞭的呼啸，伤者的呻吟，濒死者的喘息……我的内心充满了挣扎。把这些交上去，会不会被认为是宣扬“迷信”、“阴暗面”？会不会给刚刚稳定的局面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是否触碰了某种不言而喻的禁忌？但每当犹豫时，那晚幽蓝的灯光、移动的桌椅、那沉重的压迫感和无数双期盼的“眼睛”，就会清晰地浮现。这是一种责任，一种与那些逝者之间无法割断的情感羁绊。我必须这么做，否则，我心难安。

材料整理得差不多了，我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连同遗书原件和抄录本，亲自送到了上级主管部门。起初，确实遇到了一些阻力，有人觉得这是“旧社会的糟粕”，“影响当前团结建设的大好形势”。但我据理力争，将那些血淋淋的事实摆在桌面上。最终，一位经历过战争、深知苦难的老领导拍了板：“历史就是历史，掩盖不了！这是日伪罪行的铁证，也是教育后人的活教材！”

事迹很快被宣传部门整理，登在了地区的报纸上，广播里也进行了报道。黑山峪煤矿的往事，那些矿工们的血泪控诉，终于得以公之于众。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人们愤怒、叹息，也更加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光明。

报道刊出后的那个晚上，我又一次独自留在黑山峪煤矿的办公室里。这次，心里很平静。我点起煤油灯，火光稳定而温暖。窗外，风声呜咽，但不再是那种充满怨气的哭嚎，倒像是一种释然的叹息。

我仿佛听到，在遥远的井下深处，或者在某个超越时空的维度，传来了一声声模糊的、带着乡音的“谢谢”。很轻，很远，但很真切。

那之后，办公室再无异状。灯泡安好，桌椅规整。只是有时，在极其安静的深夜，似乎还能听到若有若无的、集体走向矿井的沉重脚步声，但那脚步声里，不再有恐惧和绝望，反而像是一种终于得以归家的、疲惫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