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要反驳，却醒了。窗外天已微明，我发现自己竟睡在三楼房间的地板上，身边是那台拆毁的留声机。

接下来的日子，我查阅了这栋楼的历史档案。果然，原主人曾是个上海买办，1948年仓皇南逃，他的姨太太苏婉如因病被遗弃在这里，不久后去世，死因不明。

街道上的老人告诉我，苏婉如生前最爱举办沙龙，邀请文人墨客听爵士乐。解放后，这些东西都成了“资产阶级的毒草”。

不知为何，我开始同情起这个女子。我想起在朝鲜战场上的日子，夜深人静时，也会想起家乡的小河、母亲的炊烟。那种对故土的思念，我懂。

一周后的深夜，我鬼使神差地修好了留声机，轻轻放上那张唱片。

《夜来香》的旋律缓缓流淌，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我仿佛看见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子在房间里翩翩起舞，她的笑容明媚又忧伤。

从那以后，我立下规矩：每周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允许留声机播放一小时。这是我和那个看不见的住客之间的默契。

然而，一九五七年的春天，风云突变。

机关里开展整风运动，有人举报我“在住所播放资产阶级靡靡之音”。我被叫去谈话，组织上要求我彻底清查“洋楼问题”。

那天晚上，我站在留声机前，内心激烈挣扎。销毁它，我就能过关；保留它，可能会毁掉我的政治前途。

最终，我还是举起了锤子。

就在锤子落下的瞬间，整个房间突然变得冰冷。苏婉如出现在我面前，这次不再是梦中的幻影，而是清晰得如同活人。

“真的要如此绝情吗？”她轻声问。

我放下锤子，长叹一声：“你不懂，这是立场问题。”

“我懂。”她微微一笑，“民国三十五年，我也曾面临选择。当时我可以随初恋情人去延安，却因舍不得这浮华生活而留下。这一错，就是一生。”

我震惊地看着她。

“李先生，”她继续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不必为难，把我连同这留声机一起烧了吧。只是临别前，能再让我听一遍《夜来香》吗？”

我沉默良久，终于点了点头。

留声机再次转动，那熟悉的旋律响起。苏婉如随着音乐轻轻摇摆，身影渐渐变得透明。

“谢谢你，”她的声音随着身影一同消散，“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音乐停止的刹那，留声机突然自行碎裂，变成一堆朽木与废铁。

第二天，调查组的人来了，搜遍整栋楼也没找到那台传说中的留声机。此事不了了之。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住在这栋小洋楼里。每年的同一个夜晚，我总会梦见一个穿着旗袍的女子在听《夜来香》，她的笑容不再忧伤。

去年，我的小孙女不知从哪儿翻出一张老唱片，放在现代唱机上。当《夜来香》的旋律响起时，书房角落里突然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

我抬头望去，空无一人。只有秋风拂过窗帘，像是故人迟来的告别。

那台留声机的残骸，我至今收藏在阁楼里。有时我想，我们守护的或许不是鬼魂，而是那些被时代洪流冲刷掉的、微小而珍贵的人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