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九岁，因为个子高、嗓门亮，被指定扮演李玉和。这本是件光荣事，可我总觉得别扭。我爹是读过些老书的人，私下里跟我说过：“这出戏原本叫《革命自有后来人》，现在倒好，全中国就剩八个戏了。”他说这话时声音压得极低，低得几乎要被煤油灯的噼啪声吞没。

村礼堂前身是伪满时期日本人建的铁路工人俱乐部，厚厚的石墙，高高的顶棚，舞台宽大得与我们这个小小的村落不相称。传闻一九四三年，曾有一批抗日铁路工人在这里被处决，鲜血染透了舞台前的木板。虽然后来换过新板，但老人们都说，每逢阴雨天，还能闻到淡淡的血腥味。

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北风刮得紧。我们点着汽灯继续排练，正到“刑场斗争”那一场，我唱到“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时，突然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不是普通的那种冷，而是一种沉甸甸的、几乎要压弯人脊梁的寒意。

更奇怪的是，我感觉到背后有人。

不是实际的人，而是一种存在感——每当我抬手，就感觉有另一只手在我的手臂后方，动作与我一致，但力道更沉，幅度更大；每当我迈步，就感觉有另一条腿在我的腿后面，踏地更重，仿佛要把舞台踩穿。

我猛地回头，却什么也没有。

“建国，你咋老回头？”导演福山叔皱眉问道，“李玉和这时候要视死如归，你这东张西望的像个啥？”

我支吾着说不出所以然，总不能说感觉背后有人吧？这在当时可是封建迷信思想，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批斗游街。

接下来的几天，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不只是动作上的同步，我甚至能感受到一种情绪——比剧本要求的更悲愤、更决绝。有次排练到李玉和受刑后与家人诀别的场景，我竟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那不是表演，而是真真切切的悲痛从心底涌出，止都止不住。

“今天进入角色了！”福山叔满意地拍着大腿。

我心里明白，这不是我的演技进步了。

最可怕的是那次在镜子前的经历。

村礼堂后台有面老镜子，水银已经斑驳，照人总是模模糊糊。那晚排练间隙，我独自在后台休息，无意中走到镜前，突然看见镜中的影像与我并不完全重合。

在我身影的后面，隐约还有一个穿着深蓝色铁路制服的人影，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面容，但能感觉到那是一个中年汉子，肩膀宽厚，身形挺拔。他的动作比我慢了半拍，当我静止时，他还在微微晃动，就像火车刚停稳时乘客还带着行进中的惯性。

我吓得魂飞魄散，猛地转身——身后空无一物。

再回头看镜子，只有我苍白惊恐的脸。

我把这事悄悄告诉了扮演李铁梅的小芳，她是我邻家妹子，从小一起长大。她听后脸色煞白，低声说：“建国哥，我听我爷爷说过，这礼堂确实死过铁路工人，叫陈铁柱，是当年的抗日分子，被日本人用铁丝绑在舞台柱子上，活活打死的。”

“你咋知道得这么清楚？”我问。

“陈铁柱就是咱们村的人啊，他家原来就住在村西头，后来绝户了。爷爷说，他死后不久，村里人就常在这儿看见他的影子，有时深夜还能听见火车汽笛声，可咱村早就不通火车了。”

我汗毛倒竖，却又莫名地感到一丝心安——如果真有小芳说的这个陈铁柱，那他应该是自己人，不是恶鬼。

排练继续进行，离公社汇演只剩一个星期了。那些天，我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像自己。走路时背挺得异常直，说话声音洪亮如钟，甚至在不排练的时候，我也会不自觉地哼唱《红灯记》的唱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