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的雨季总带着化不开的湿冷，2023年5月12日的清晨尤其刺骨。巷弄里的骑楼还滴着昨夜的雨水，菲佣玛莎攥着钥匙的手指泛白，连续三次拧动门锁都没能打开那扇老旧的木门——往常这个时候，刘雪娥早就拄着拐杖守在玄关，听见动静就会哑着嗓子喊“玛莎快进来，阿明要喝水了”。
“刘太太？刘太太！”玛莎的华语带着浓重的口音，敲门声在空荡的巷子里格外刺耳。她今早只是去巷口买个豆浆油条，不过半小时光景，可这扇门里的寂静却像浸了冰的棉絮，闷得人喘不过气。
邻居被敲门声惊动，探出头来问：“怎么了？刘太太没应门吗？”
“是啊，”玛莎急得眼眶发红，“先生还在里面，我怕……”
话音未落，门突然从里面拉开一条缝，刘雪娥的身影出现在门后。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凌乱地贴在额角，眼角的皱纹里嵌着未干的泪痕，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神采，像是被抽走了魂魄。
“刘太太，您没事吧？”玛莎连忙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却闻到她身上隐约飘着一股胶带的气味，混合着淡淡的消毒水味，说不出的诡异。
刘雪娥没有回答，只是侧过身让她进来，脚步虚浮地往卧室方向挪。玛莎心里咯噔一下，快步跟进卧室，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瘫坐在地——
林明躺在床上，盖着他常年盖的那条碎花薄被，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泛着青紫色，双目紧闭，胸口没有一丝起伏。他的嘴角似乎还残留着一点胶带的痕迹，脖颈处隐约能看到几道浅浅的压痕。而在他枕头边，放着一个鲜红的红包，上面用毛笔写着“平安顺遂”四个字，墨迹还带着几分湿润。
“先……先生他……”玛莎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手指着林明，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刘雪娥扑通一声跪倒在床边，双手死死抓着床单，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压抑了许久的哭声终于爆发出来，像破旧的风箱在呜咽：“阿明，我的阿明……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实在没办法了啊……”
她的哭声嘶哑而绝望，每一声都像刀子割在人心上。玛莎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跑到客厅，颤抖着掏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警察！警察同志！我雇主……我雇主杀了她儿子！”
警笛声很快划破了巷弄的宁静，红蓝交替的灯光将湿漉漉的街道照得忽明忽暗。几名警察走进这间狭小的公寓，空气中弥漫着悲伤、绝望，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温情——客厅的墙上贴满了林明的照片，从襁褓中的婴儿到少年模样，每一张都被细心地过了塑，照片里的林明虽然躺着，眼神却清亮，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而在照片下方，放着一沓厚厚的病历本，还有几个装满药片的药瓶，标签上的日期密密麻麻，记录着五十年的漫长岁月。
刘雪娥没有反抗，任由警察将手铐戴在她枯瘦的手腕上。那双手布满了老茧和皱纹，指关节因为常年用力照顾林明而变形，虎口处还有几道浅浅的疤痕——那是年轻时给林明翻身、喂饭时不小心被他无意识抓伤的。她的目光一直黏在卧室的方向，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脸颊滚落，砸在地板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我杀了我儿子，”她主动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却带着深入骨髓的痛苦，“是我亲手做的，我认罪，我愿意偿命。”
警车驶离巷弄时，邻居们都围了上来，有人忍不住抹眼泪，有人低声议论着：“刘太太这辈子，太苦了……”
谁都知道，刘雪娥和林明这对母子，是这条巷子里最让人揪心的存在。
时间倒回五十二年，1971年的台北，还是一片战后重建的忙碌景象。刘雪娥刚满二十岁，嫁给了同厂的技术工林建国，次年就生下了儿子林明。小家伙白白胖胖，眼睛像黑葡萄一样，是夫妻俩的心头肉。可就在林明一岁半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脑膜炎，彻底打碎了这个小家庭的幸福。
高烧不退，抽搐不止，林明在医院里抢救了三天三夜，最终还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重症小儿麻痹，全身瘫痪，无法言语，连基本的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医生握着刘雪娥的手，语气沉重地说：“林太太，做好长期照顾的准备吧，这孩子，一辈子都离不开人了。”
那一刻，刘雪娥觉得天塌了。她抱着襁褓中奄奄一息的儿子，哭得肝肠寸断。林建国蹲在医院走廊的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灰落了满地，眼神里满是绝望和无助。
有人劝他们放弃，说这样的孩子养着也是拖累，不如送福利院。可刘雪娥看着儿子微弱的呼吸，感受着他小小的身体里顽强的生命力，怎么也舍不得。“他是我的儿子，”她红着眼睛对林建国说，“就算一辈子不能动，我也得养着他，好好照顾他。”
为了这句话，刘雪娥辞掉了工厂的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妈妈，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照料生涯。
那时的公寓比现在还要小，只有十几平米。刘雪娥在房间里支起一张小床，紧挨着自己和林建国的大床。林明不能自己翻身，她就每两个小时醒一次，小心翼翼地帮他变换姿势，生怕他长褥疮；林明不能自己吃饭，她就把饭菜炖得软烂，用小勺一点点喂进他嘴里，常常一顿饭要喂一个多小时，自己的饭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林明不能说话，她就日复一日地跟他说话，讲外面的趣事，唱他小时候喜欢的童谣，慢慢摸索着他的眼神和表情，读懂他的需求——一个眨眼是渴了，两次眨眼是饿了，嘴角微微上扬是开心，眉头皱起是不舒服。
林建国则拼命工作，加班加点地赚钱，除了养家糊口，大部分钱都花在了林明的治疗费上。那些年，他们跑遍了台北的大小医院，甚至去了外地求医，中药、西药、针灸、理疗……只要有一丝希望，他们都愿意尝试。家里的积蓄很快花光了，刘雪娥就变卖了自己的首饰，林建国则向亲戚朋友借钱，债台高筑，却从未想过放弃。
有一次，林明得了肺炎，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刘雪娥抱着他在医院守了整整一夜，不停地用温水给他擦身降温，握着他的小手轻声安慰。天快亮时，林明的烧终于退了，微弱地眨了眨眼睛，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刘雪娥看着他，眼泪又掉了下来，这一次，却是欣慰的泪。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巷子里的邻居换了一批又一批，孩子们长大了，飞走了，只有刘雪娥和林明，始终守在这间小小的公寓里。林明慢慢长大了，从襁褓中的婴儿长成了少年，又从少年长成了中年。他的身体虽然瘫痪，却被刘雪娥照顾得干干净净，身上没有一点异味，皮肤也透着健康的光泽。邻居们都说，要是换了别人，林明恐怕活不到成年，可刘雪娥却用一双巧手和一颗坚韧的心，让他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受到了满满的母爱。
刘雪娥也渐渐老了，眼角的皱纹越来越深，头发也从乌黑变成了花白。可她照顾林明的动作，却依旧熟练而轻柔。林建国心疼她，想请个看护帮忙，可刘雪娥总是拒绝：“别人照顾我不放心，阿明习惯了我，我也习惯了他。”
她以为，这样的日子虽然辛苦，却能一直持续下去。她以为，自己能一直陪着林明，直到自己走不动的那一天。可命运，却对这对母子格外残忍。
2022年冬天，林建国突然中风，瘫痪在床。这个家里的顶梁柱，瞬间倒下了。刘雪娥不仅要照顾林明，还要照顾丈夫，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她的身体本就不算好，长期的劳累让她的腰越来越弯，手脚也开始不听使唤。可她咬着牙坚持着，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给林明擦身、喂饭，再去照顾林建国，然后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直到深夜才能躺下休息。
屋漏偏逢连夜雨，2023年初，刘雪娥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必须立刻手术安装支架。手术很成功，可医生反复叮嘱她，术后要好好休养，不能劳累，不能情绪激动。可家里的情况，让她怎么能休养得下来？
出院后没多久，刘雪娥在给林明翻身时，不小心脚下一滑，摔了一跤，导致右腿骨折。躺在病床上，看着自己打着石膏的腿，刘雪娥第一次感到了绝望。她已经七十九岁了，身体大不如前，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还能照顾好两个瘫痪在床的人？
那段时间，她常常在夜里偷偷流泪。看着身边熟睡的林明，他的脸庞依旧清秀，只是因为常年卧床，显得有些苍白。她想起这五十年来的点点滴滴，想起自己为他付出的一切，想起他每次看到自己时眼里的依赖和笑意，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
她开始害怕，害怕自己走后，林明无人照料。林建国比她大十岁，身体状况也不好，恐怕活不了多久。他们没有其他子女，亲戚朋友也都各自有家庭，谁能像她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林明？她想象着自己去世后，林明躺在床上，没人给他翻身，没人给他喂饭，没人陪他说话，只能在孤独和痛苦中慢慢死去。一想到这些，她就浑身发抖，夜不能寐。
“阿明，妈妈要是走了，你怎么办啊？”有一次，她握着林明的手，哽咽着说。林明眨了眨眼睛，似乎听懂了她的话，眼角滑落一滴泪水，滴在她的手背上，冰凉刺骨。
也就是从那时起，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脑海中萌生——不如，带着阿明一起走。这样，他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受苦了，他们母子俩，也能永远在一起。
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像疯长的野草，再也无法遏制。她开始默默筹划，每天都在心里演练着那个可怕的场景。她看着林明，心里充满了愧疚和不舍，可一想到他未来的遭遇，又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
2023年5月10日，母亲节的前几天，刘雪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去了巷口的五金店。老板是个年轻人，见她年纪大了，还腿脚不便，连忙上前搀扶：“刘太太，您要买什么？”
“我……我要买一卷胶带，”刘雪娥的声音有些颤抖，眼神躲闪着，“要最宽的那种。”
老板没有多想，给她拿了一卷宽胶带。刘雪娥付了钱，紧紧攥着那卷胶带，仿佛攥着什么烫手的山芋，快步离开了五金店。回到家，她把胶带藏在衣柜的最深处，然后去厨房给林明做他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那天的红烧肉，她炖得格外软烂，林明吃了很多。看着儿子满足的样子，刘雪娥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她多想就这样一直照顾他，可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力气了。
5月12日，妈祖生日。按照当地的习俗，这一天要去庙里祈福，祈求平安顺遂。玛莎一早说要去买早餐，顺便去附近的妈祖庙拜拜，刘雪娥点了点头，心里却已经做好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