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子还带来一个消息：小周在长崎的修道院被原子弹摧毁，她为保护孤儿牺牲。

又一个灵魂在救赎中找到归宿。林梦瑶邀请雅子参与翻译日文资料，这个曾经的“敌国女子”成为团队重要成员。

工作推进艰难。国民党政府对此态度暧昧，美国代表团施压要求“谨慎处理”，甚至有人暗中破坏调查。

一天深夜，委员会办公室遭窃，重要文件不翼而飞。林梦瑶立即复制所有证据的决定挽救了成果。

陈主任调查后告知：“中统的人干的。他们不想得罪美国主子。”

政治现实令人沮丧，但普通人的支持给了她力量。上海市民自发提供证据和证词，华侨从海外寄来资料。一条无声的抵抗阵线在形成。

春天来临时分，林梦瑶收到日内瓦转来的信件：国际法庭最终采纳了她的证词，七名生物战相关战犯被起诉。虽不是全部主犯，但已是重大突破。

那天傍晚，她带着杜邦的骨灰来到黄浦江边。江水依旧东流，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悲伤。

“我们做到了部分承诺。”她将花瓣撒入江中，“但路还很长。”

老周悄悄告诉她，工人们想恢复丝绸厂生产，但缺乏资金。林梦瑶做出决定：将工厂捐给工人合作社，自己只保留象征性股份。

“产业救国是父亲的梦想。”她对困惑的老周解释，“但救国方式不止一种。”

这个决定引起轰动。报纸赞扬她“无私奉献”，但也有人质疑“共产主义宣传”。陈主任代表组织向她致谢，但提醒她小心国民党特务的监视。

果然，洋楼外多了可疑的“报贩”和“黄包车夫”。一天，她甚至收到匿名恐吓信，画着棺材和手枪。

压力中，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伸出援手——竹内亲王通过瑞士使馆转来资金，支持调查工作。

“这不是赎罪，而是责任。”亲王的信写道，“日本必须面对历史，才能真正重生。”

四月的一个雨夜，林梦瑶在回家路上遭袭击。幸亏老周及时带工人赶到，暴徒逃窜。警方调查草草了事，称是“普通抢劫”。

陈主任建议她暂时离开上海：“去延安吧，那里更需要你。”

她思考再三，拒绝了：“逃跑不是办法。如果在这里都不能坚持，去哪里都一样。”

她转而采取更谨慎的策略：证据分处存放，行程变化无常，重要会面在公共场所。雅子甚至教她简单的防身术。

坚持有了回报。五月，委员会发布中期报告，详细记录日军生物战罪行。虽然国民党政府试图封锁，但地下党组织秘密印刷传播，引发全国愤慨。

报告发布当晚，林梦瑶独自来到杜邦墓前。简单的墓碑上只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如同他复杂一生的最后注解。

“我可能很快来陪你了。”她轻抚墓碑，“但在这之前，还有事情必须完成。”

远处传来警笛声，新一轮镇压开始。但她不再恐惧。在这条归途上，每一步都离真相更近，每一天都让牺牲更有意义。

上海的夜空少见地清澈，星光穿越战火硝烟，依然明亮如初。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重建的不仅是城市，更是民族的脊梁。

而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是流亡者，不是见证人，而是建设者——在战争余烬中，重建正义与记忆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