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零五日

钟鹏举夺取江陵城的第四日。

钟鹏举对荆南的一万余降兵进行三日的整训，整训结束后，按照新的大纲进行日常训练。同时征兵三万，作为日后进攻巴蜀、梁和楚地的后备军。

钟鹏举并未追杀高季兴父子，且曾叮嘱小将军林积容在攻城时对他们网开一面。对待高季兴父子，钟鹏举如同对待虔州防御使谭全播一般，不会赶尽杀绝，而是留以生路。毕竟，他们与抗疫过程中遇到的那些贪官有所不同。

荆南节度使原来控制的八个州主要是荆州、澧州、朗州、峡州、夔州、忠州、万州、归州。

757年设置荆南节度使，治所在荆州，最初管辖范围包括上述八州，还曾短暂管辖过郢州、复州等。不过，在之后的历史变迁中，其管辖范围不断调整，到十国时期，荆南节度使辖区大幅缩小，高季兴任荆南节度使时，荆南镇原统八州已失其七，仅存荆州一地。

江陵扼守长江中游“荆江段”，江面在此收窄至不足三里，易守难攻，往北可屏障中原（后梁），往南能威慑楚地（马殷），往东则直面杨吴水师，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江防要塞；918年钟鹏举攻占江陵前，高季兴正是凭借此城多次击退杨吴的试探性进攻，保住了荆南的割据根基。

荆州地方豪强势力盘根错节，对荆南节度使的政令阳奉阴违，在远离江陵的边缘地带，荆南政权的实际控制近乎空白。

从经济与人口分布看，江汉平原经济繁荣的核心区域集中在东部与南部。东部的鄂州（今武汉）、黄州等地，依托长江水运与农业开发，商业发达，人口稠密；南部的岳州（今岳阳）则是楚国的重要经济据点，与荆南控制区相对隔绝。荆南因控制区域有限，难以整合江汉平原的经济资源，无法形成足以支撑大规模扩张的经济基础，自然无力掌控江汉平原全域。

钟鹏举这三日时间忙于安抚老百姓、部署重建江陵（荆州）城、各县城和开始实施新政。

荆州城周长约20里，城墙以夯土混合糯米汁砌筑，外设护城河与多重瓮城，是荆南政权的核心防御阵地。

钟鹏举宣布将其扩建至周长约40里，调动十余万人进行大规模修筑，涵盖江陵内外城，均采用混凝土浇筑，并驻军一万；重建城外的公安、石首等卫星据点，每个据点各驻军三千，以形成纵深防御体系；加固各个县城的防御工事和扩建各个县城的商业和手工业区域，另外特别将枝江（河港城池）、当阳（卫星据点）和荆门（防御北方的门户）等县城城池规模升格，按周长20里(相当于原江陵城)的规模进行建设，兼具行政与军事防御功能。

为应对未来攻打楚、梁的需求及徐温的威胁，特别设立海军及陆战队共计五千人；并组建两支野战军，每支一万人，配备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等兵种。

在918年，江陵西边是王建治下势力强盛的蜀，蜀凭借富庶的益州盆地为根基，控制着三峡以西的川渝地区，荆南难以西进；东边是杨吴政权，其水师纵横长江下游，实力远在荆南之上，荆南无法东扩；南边马殷的楚国以潭州（今长沙）为中心，牢牢掌控洞庭湖流域，对江汉平原南部形成屏障。荆南仅能在这些强邻的夹缝中求存，无力染指江汉平原腹地。

江陵城虽地处江汉平原边缘，战略价值却极高。

对中原王朝（后梁）而言，荆州是抵御南方政权北上的“南大门”，后梁曾多次通过赏赐拉拢高季兴，试图将其打造成“南方防火墙”；

对杨吴、楚、蜀等南方势力而言，荆州是制衡对手的“平衡点”——谁控制荆州，谁就能切断其他政权的长江航运，因此各方既不敢让荆州被强敌吞并，又不愿看到其过于强大。

这种“夹缝属性”使荆州在918年成为各方势力默认的“中立缓冲区”，直至钟鹏举以武力打破平衡，才终结了其维持数十年的微妙地位。

从历史长轴看，918年的荆州恰似长江中游的“十字路口”，其军事防御决定了区域安全底线，经济繁荣支撑了割据政权的生存，而地缘博弈则赋予其超越自身实力的战略重量。这种多重属性的叠加，使其成为十国时期“小国凭险生存”的典型样本，也注定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

江陵在钟鹏举心目中的地位及其战略价值，远超饶州和吉州等地。因此，他计划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致力于江陵地区的全面建设。总共计划投入三十两白银。

钟鹏举目前心中的三个战略要地就是江陵、江州和虔州。江陵是北上中原、西进洞庭湖和东进江汉平原的桥头堡；江州是经略长江中下游富饶地区的桥头堡；虔州是自己南下南海、东进东海攻占出海口的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