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陆军1.3万人：分为4营步军（每营2500人）、2营弩手（每营1500人），多为常年与前蜀、荆南政权高季兴交锋的精锐，装备制式刀枪、强弩、投石机，城防工事配备擂木、滚石、火油等防御器械。

水军4000人：驻守汉江樊城以及襄阳码头，拥有战船130余艘（含巡逻艇、运输船），负责巡查汉江航道，防备前蜀水军顺流突袭。

辅备乡勇1000人：由襄州本地农户、商户子弟组成，战时协助守城，平时参与城防修缮、粮库守卫。

襄州其它三万兵力防御重点：核心防御方向为西侧前蜀（占兵力60%），其次是南侧荆南（占20%），北侧邓州、商州为后梁腹地，邓州仅留少量兵力（20%）戍守，这也导致钟鹏举军从北侧突袭时，襄州北线防御出现漏洞。

钟鹏举在一个月内攻克川东峡州、归州、夔州、渝州和遂州后，核心防御方向仍为西侧钟鹏举部（占兵力60%），其次是南侧荆南钟鹏举部（占20%），因为南侧有梁楚十万水陆大军围困荆州。

后梁的方镇制度存在天然缺陷：节度使权力过大，麾下将领多为“私兵性质”，忠诚度参差不齐。孔勍虽威望深厚，但部分中下级军官（如校尉刘安、副将周伦）易被钟鹏举以“高官厚禄”收买。

前蜀长期对襄州进行渗透：蜀主王建曾多次遣使游说襄州将领，赠送金银珠宝，试图策反内奸，这些潜伏者与钟鹏举军的内应相互勾结，成为襄州城破的关键因素。

经济状况：军垦为主，商贸为辅。

农业：孔勍推行“军垦制”，组织士兵在襄州周边开垦荒地（主要集中在汉江两岸的冲积平原），种植水稻、小麦、豆类，实现“军粮自给自足”，剩余粮食通过汉江航道运往中原，成为后梁的“西南粮仓”。

商贸：作为南北交通枢纽，襄州是盐、铁、丝绸、茶叶的集散地：北方的铁器、丝绸经襄州运往蜀地、荆南，南方的茶叶、药材则北上中原，樊城码头每日停泊商船百数十艘，带动了客栈、酒楼、当铺等行业的繁荣。

财政：襄州的赋税主要用于军队开支（占比70%），剩余部分上缴朝廷，因地处边境，后梁朝廷给予“赋税减免”政策，允许孔勍自主调配军饷、修缮城防。

总人口约20万（含城区及周边县域），其中城区人口6万余人，包括士兵家属、商户、工匠、流民（多为避战乱而来的蜀地、中原百姓）。

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孔勍治军严明，严禁士兵扰民，同时打击盗贼、安抚流民，设立“惠民仓”储备粮食，应对灾荒，因此百姓对其认可度较高，但长期的边境备战也让民众负担沉重，部分人对战争心生厌倦，为内应策反提供了可乘之机。

918年襄州的特殊处境：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外部威胁：多方势力环伺。

前蜀的压力：蜀主王建虽已年迈（918年6月王建去世，子王衍继位），但前蜀仍保持对襄州的军事威慑，每年秋季都会派军队在兴元、金州一带集结，牵制襄州兵力，让孔勍无法轻易抽调兵力应对其他方向的威胁。

荆南的压力：钟鹏举一个多月前消灭原荆南高季兴政权，现时高季兴父子正流亡在襄州。

钟鹏举军的突袭：钟鹏举军从预先的潜伏地——荆州长林县出发，水陆并进，避开了荆州十万大军围城、襄州西侧的防御重点，从北侧、东侧突袭，打了孔勍一个措手不及，而偏师牵制邓州、商州，切断了襄州的外援通道。

内部危机：人心浮动与内应作乱。

后梁朝廷的困境：918年的后梁正处于与晋国（李存勖势力）的对峙中，中原战场战事吃紧，朝廷无力抽调兵力援助襄州，孔勍只能依靠本地兵力坚守。

内应的破坏：钟鹏举军的内应多为襄州的中下级军官、粮库管事、流民中的投机者，他们熟悉城防布局、信号暗号，在战事关键时刻烧毁火药库、打开城门、策反士兵，成为摧毁襄州防御的“致命一击”。

战事的影响：梁国西南屏障崩塌，格局变动。

918年襄州城破，对后梁产生了深远影响：

后梁失去了西南屏障，前蜀、荆南钟鹏举得以趁机扩张，中原腹地直接暴露在南方势力的威胁之下；

孔勍战死，后梁失去了一位经验丰富的边境主帅，襄州地区陷入敌手；

钟鹏举军占据襄州后，控制了汉江航道和南北陆路，实力大增，成为影响荆襄地区格局的重要势力，也为后续与后梁、晋国的中原博弈埋下伏笔。

汴京城内，朱友贞在皇宫内脸色煞白，他终于想起了那份被自己差点扔到角落的《危局疏》。

奏疏中每一个字，此刻都像冰冷的匕首，刺穿了他的侥幸心理：“襄樊重镇，固当留精卒万人，深沟高垒以为藩篱。然荆州之师劳师远征，已逾三纪，不若敕令班师，退保襄州或回撤京师编入禁军。如此可省转输之费，得生力之军，充作战略之援。昔曹操弃汉中而保襄樊，此谓知轻重也。”

预言，几乎一字不差地应验了。

（备注：三国时襄樊其实是指襄阳和樊城，是两座城，襄阳是核心。公元918年的梁国襄州完全包含三国时期的襄阳和樊城地区。四位博士误用了1950年才有的襄樊地名指代襄州，时人应该也是明白的。）

朱友贞在绝望和恐惧中，猛地想起那四个还被软禁着的“海外方士”。他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对着身边瑟瑟发抖的宦官嘶吼道：“快！快去天火院，把那几位先生给朕请来！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