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时节，临江市政府会议室里却气氛凝重。窗外的枯叶在寒风中打着旋儿，不甘心地拍打着玻璃窗，仿佛想挤进这片温暖的禁地。会议室内的暖气开得很足，吹得人脸颊发烫，但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只有此起彼伏的轻微呼吸声和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凌云坐在会议桌首位，修长的手指有节奏地轻轻敲击着光滑的桌面，发出几不可闻的“哒哒”声。他目光沉静地扫过在场每一个人的脸，像一台精密扫描仪，捕捉着每一丝细微的表情变化——焦虑、回避、疲惫，或是事不关己的淡漠。墙上那架老式挂钟的秒针规律地走动，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每一声“滴答”都敲在人心上。

“凌市长，”国土资源局局长李建国终于开口，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他面带难色，声音有些发涩，像是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他翻开面前的文件夹，一份份报表和地图展露出来，他的手指在纸张边缘微微发抖，“最近工业园区扩建项目的征地工作，遇到了一些……一些阻力。”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有十几户村民，主要集中在规划区东边的柳林村，坚决不同意搬迁，工作很难推进。”

凌云缓缓放下手中那支看起来有些年头的黑色钢笔，笔身已经被磨得发亮。他眉头微蹙，注意到李建国眼下的浓重黑眼圈和略显凌乱的领带结，心知这位素来严谨的老局长已经为这件事奔波多日，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建国同志，”凌云开口，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传得很清楚，“群众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耐心和细致是我们的法宝，绝不能简单粗暴。”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更专注地投向李建国，“具体是什么情况？是补偿标准的问题，还是另有隐情？你把困难都说出来，我们一起来分析。”

李建国像是得到了某种许可，下意识地抬手擦了擦额角的细汗，尽管室温并不足以让人出汗。他解释道：“主要是补偿标准的问题。这些村民认为我们的补偿标准偏低，要求提高补偿金额。但根据我们市里现行的《征地补偿安置实施办法》和今年的评估指导价，我们已经给出了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最高标准。”他顿了顿，拿起一份文件示意了一下，又补充道，“而且，这十几户里，有七八户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他们的地块在规划区边缘，靠近水源，土质很好，尤其是其中几户经营的果园，确实长势旺盛，产值高于平均水平。”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分管财政的副市长赵志刚轻轻咳了一声，扶了扶眼镜：“凌市长，李局，补偿标准是经过严格测算和审批的，如果为这几户开了口子，恐怕会引起已经签约群众的反弹，甚至导致大规模的反悔。而且，市财政对于这个项目的预算也很紧张，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大量投入。”他的话条理清晰，点出了问题的另一面。

城建局局长王海涛接口道：“是啊，凌市长，工业园区扩建是省里都挂号的重点项目，招商引资的协议都签了，工期耽误不起啊。万一投资方觉得我们效率低下，改变投资意向，那损失可就大了。”

几种不同的意见和压力开始在会议室里碰撞、交织。凌云安静地听着，没有立刻表态，只是目光在发言者之间移动，手中的笔无意识地在笔记本上点动着。他理解赵志刚对财政纪律和公平性的坚持，也明白王海涛对发展速度和项目进期的焦虑，更看到了李建国在基层执行中遇到的具体困境。这就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发展与民生、效率与公平、政策刚性与个体差异，这些矛盾总是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推开，秘书张岩快步走了进来，他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他径直走到凌云身边，俯下身，用手半掩着嘴，压低声音说道：“凌市长，市政府门口来了一些群众，说是柳林村的，要反映工业园区征地的问题。大概十几个人，看起来情绪比较激动。信访办的同志已经在接待了，但对方指名希望能见您。”

声音虽轻，但在安静的会议室里，靠近的几个人还是隐约听到了。李建国的脸色瞬间变得更难看了，他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笔。赵志刚和王海涛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

凌云微微皱眉，目光再次扫过在场众人，注意到几个部门负责人不自然地移开了视线，或者低头假装看文件。他心中了然，群众来访绝非偶然，而是基层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爆发。

“情况大家都听到了。”凌云站起身，动作不快，却带着一种决断的力量，“今天的会先开到这里。建国同志，王局，你们两位跟我一起去接待室。志刚同志，也请你一起，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他的语气果断，不容置疑，“群众既然来了，我们就要认真接待，直面问题。发展是为了人民，如果群众的基本权益都保障不了，那我们搞这个工业园的意义何在？”

他一边说着，一边整理了一下桌上的笔记本和钢笔，率先向门口走去。李建国等人连忙起身跟上。会议室里剩下的人面面相觑，低声议论起来，原本就凝重的气氛此刻又添了几分山雨欲来的紧张。

市政府一楼的接待室里，气氛比会议室还要紧绷。十几位村民或坐或站，挤在这间不算宽敞的屋子里，空气中弥漫着汗味、泥土味，还有一种强烈的不安与期待。他们大多穿着朴素的棉服，脸上带着常年劳作的风霜痕迹，手脚似乎因紧张而有些无处安放。

看到凌云在李建国、王海涛等人陪同下走进来，村民们立刻骚动起来，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这位传说中的“市里最大的官”身上。凌云没有摆出任何架子，他径直走到村民们对面空着的一排椅子前，很自然地坐了下来，与村民们面对面，目光平和地迎向那些充满焦虑、怀疑甚至一丝愤怒的视线。

“各位乡亲，我是凌云。这位是国土局的李局长，这位是城建局的王局长，这位是管财政的赵市长。”他简单介绍了一下随行人员，语气平常得像是在拉家常，“大家今天过来，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敞开来说。我们就是来听大家说话的。”

短暂的沉默后，那位头发花白、皱纹如沟壑般的老人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他双手紧紧握着一份已经泛黄、边缘起了毛边的土地证，像是握着一件绝世珍宝，手指因用力而指节发白。

“凌……凌市长，”老人开口，声音带着明显的哽咽和颤抖，他努力想让自己的话更清晰些，“我们柳林村的人，不是不讲理的人，更不是要故意跟政府作对。”他举起那份土地证，声音提高了些，“这块地，是我父亲那辈人，一锄头一锄头从荒坡上开垦出来的！整整三代人，快七十年了，我们家的根就扎在这里，血汗都流在这片土里！”

老人的情绪激动起来，眼角泛起了泪光：“我别的都不懂，我就懂种果树。我那十亩果园，侍弄了三十多年，里面的梨树、苹果树，正当盛果期！一年下来，刨去成本，稳稳当当能有五六万的收入，是我们一家老小的活命钱啊！”他喘了口气，声音带着绝望的悲怆，“可现在，你们说征就征，一次性补偿才给二十万！这……这让我们以后怎么活？拿这二十万，我们能干什么？坐吃山空吗？我们除了种地，不会干别的啊！”

老人身后，一个穿着红色棉袄、面色黝黑的中年妇女忍不住插话，声音急切：“是啊，凌市长，领导们！我们不是要阻碍发展，也知道建工厂是好事。可这补偿标准，是按普通旱地算的，我们这可是上好的果园！这点钱，别说以后生活，连在镇上买个像样的房子安家都不够啊！我们往后怎么办？”

“我家孩子还在上大学，就指着这片果园供他呢！”另一个戴着鸭舌帽的中年男子闷声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