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笔，将那页写着“静待东风”的奏本压进一叠公文里。殿内烛火轻晃，映在御案上的一角朱批尚未干透。绿芜站在帘外候了片刻，捧着两份新报进来。

“陛下，翰林院递来消息。”她低声说，“今日城中几所书院都在传一篇策论，署名‘玉衡子’，讲的是考成法如何利国利民。有学子抄录张贴于学宫墙外，引来不少人议论。”

我没有抬头，只问：“内容可曾查验？”

“查了。通篇未提朝中派系，也不涉及具体官员，单从制度设计、吏治清廉、百姓负担三方面逐条分析。言辞平和，逻辑严密，连反对新政的人都挑不出错处。”

我这才抬眼。“苏玉衡写的？”

“笔迹比对过了，是他的字。”

我轻轻叩了下桌面。苏玉衡一向温吞，从不主动表态。他身为丞相之子，本该最忌讳卷入风头。如今却以化名抛出这篇策论，分明是要把水搅活。

绿芜又道：“还有一事。金氏商行今早贴出告示，宣布捐银十万两，用于筹建京畿官办工坊。金元宝亲自写了陈情折，请求参与试点事务，说愿按朝廷标准建厂、雇工、纳税，只求一个公平机会。”

我把手边一份奏报推开，换上金元宝的折子。纸面干净，字迹圆润，语气恭敬却不卑微。他在末尾写道：“商者逐利，亦知大义。国若稳，则商可兴；政若明，则民可信。”

这话不像他从前会写的。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许久。这两人，一个动嘴，一个出钱，几乎在同一日有了动作。而我刚刚放出“暂缓改革”的风声，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

这不是巧合。

“把苏玉衡的策论抄三份。”我说，“一份送翰林院编修司，一份交国子监刊发讲读，另一份转都察院，让他们看看民间是怎么谈政事的。”

绿芜记下。

“金氏那边，批复一句：准予参与工坊筹建，细则另议。再加一句——若有虚报账目、偷税漏税之举，一经查实，永不录用。”

“是。”绿芜应声要走。

“等等。”我叫住她，“这几日还有谁递过类似文书？”

“目前只有这两起明确支持的。但昨夜礼部一位主事在酒楼谈及考成法，称其‘虽严而公’，被同席人记录下来，今晨已在小范围流传。”

我点头。“继续盯。凡提及新政而不攻击者，无论官民，记下名字，归档备案。”

绿芜退下后，我靠回椅背。手指无意识摩挲着御案边缘一道旧刻痕。这些天我一直以为，破局的关键在于揪出郑家残党，掌握联名名单。可现在看来，人心的走向，或许比阴谋更难掌控。

苏玉衡这一招，看似温和，实则锋利。他用文人最信服的方式——文章——为改革正名。那些原本观望的士子、地方教谕、乡绅族长，看到连丞相之子都赞成立法，自然不会再轻易站队反对。

金元宝更是直接。十万两不是小数，足够建起三座工坊。他这一捐，等于向所有商人宣告：朝廷不是要夺商贾之利，而是想让生意做得更稳、更大。其他商会若还想保住路子，就得跟着表态。

他们两个，一个拉舆论，一个压财阀，竟默契地替我撕开了僵局。

殿外传来轻微脚步声，绿芜去而复返。

“陛下，刚收到影蝉线密报。”她递上一张薄纸，“王德昌昨夜见了李崇礼，两人谈到半夜。中途有人提到‘玉衡子的文章坏了事’，说原本打算趁女帝松口时鼓噪罢法，现在反倒被逼得不好开口。”

我接过纸条，看完后放在烛火上烧了。

好一个“坏了事”。

他们是怕了。怕士林转向，怕民心被抢，怕还没动手，就已经输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