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初冬，寒意已悄然浸透了国安部的办公楼。

窗外的槐树枝桠光秃，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勾勒出疏朗的轮廓，窗内的苏晴却浑然不觉，她正伏案坐在堆满文件的桌前，一笔一划地誊写着最后一页申报材料。

台灯的光晕柔和，落在她专注的侧脸上，也落在摊开的厚厚卷宗上——那是为陈默申报“革命烈士”称号的全部佐证。

三个月来，苏晴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耗在了这些材料上。

从保密局遗留档案里扒梳出的蛛丝马迹，到上海老交通员们的亲笔证词；从毛人凤亲信的叛变供词，到柳媚提供的印刷厂突围细节；再到那份足以揭露美蒋勾结的“影子”特工合作协议，每一份证据都被她仔细分类、编号、装订，形成了一条严丝合缝的证据链，清晰地铺陈出陈默二十余年潜伏生涯的全貌。

此刻，她正在填写《革命烈士申报书》的最后一栏——牺牲经过。

笔尖落在纸上，沙沙作响，那些早已刻在心底的画面，再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硝烟弥漫的印刷厂、黑暗潮湿的地道、陈默冲向毛人凤指挥车时决绝的背影，还有他最后那句“替我看看新中国的太阳”。

苏晴的指尖微微颤抖，眼眶不受控制地泛红。

她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情绪，一字一句地写着，每一个字都带着沉甸甸的重量：

“一九四九年四月，陈默同志为掩护战友柳媚携带江防图与潜伏名单突围，主动暴露行踪，将国民党军统部队引向预设爆破点。在引爆炸药阻滞追兵后，因寡不敌众身中数枪。生命最后一刻，他拉响随身携带的手雷，冲向敌指挥车，与毛人凤及其数名亲信同归于尽，用生命为渡江战役扫清了障碍……”

写完最后一个字，苏晴放下钢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抬手揉了揉酸涩的眼睛，目光扫过桌上的申报材料。

厚厚的一沓，足足有半尺高，里面不仅有申报书、证据链、证人证词，还有她整理的陈默功绩统计表——解救重要同志6名、传递关键情报47份、挫败日伪与国民党破坏行动19次、获取核心机密文件11份。

每一项功绩的背后，都是一次以生命为赌注的冒险，都是一段在刀尖上行走的传奇。

她小心翼翼地将所有材料整理整齐，按照顺序叠放好，然后拿出一个崭新的牛皮纸档案袋，将材料一份份放进去。

档案袋的封面，她用毛笔郑重地写下一行字：关于追认陈默同志为革命烈士的申报材料。墨汁在纸上晕开，字迹刚劲有力，像是陈默从未弯折过的脊梁。

做完这一切，苏晴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不知何时飘起了细雨，冰凉的雨丝打在玻璃上，留下一道道蜿蜒的水痕。

她望着远处天安门广场的方向，那里的五星红旗，即使在阴雨天里，依旧鲜艳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