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深吸一口气，压下翻涌的情绪。他蛰伏十余年，毕生研究的经济理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还是覆盖欧亚的宏大实践，这是任何经济学家都无法拒绝的使命。他挺直脊背，郑重地向斯大林敬了一个礼：“斯大林同志，我接受任命。请给我五天时间，拿出第一版社会主义大生产总体框架。”

这场充满火药味开端的会谈，最终以历史性的共识收尾。克里姆林宫的窗外，秋阳正好，一个颠覆历史的经济联盟，已然埋下奠基的种子。

就在布哈林紧锣密鼓筹备经互会与大生产市场的同时，克里姆林宫的另一侧，拉夫连季·贝利亚正以雷霆手段，在苏联内务系统掀起颠覆性的风暴。

战争结束后，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潜藏的问题浮出水面：官僚主义滋生、特权阶级萌芽、部分军政干部贪腐渎职、战场失职者逍遥法外。

贝利亚重新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后，彻底颠覆了亚戈达的行事风格——亚戈达不敢触碰的高层利益网，他敢撕；亚戈达敢办的铁腕处置，他办得更决绝。他重整内务部调查队伍，向各加盟共和国、各军区派驻直属调查组，所有线索直呈自己，绕过一切中间环节，短短半月便梳理出成堆积压的重磅违纪材料。

亚戈达还在按部就班整理赫鲁晓夫的履职报告，搜集其地方治理中的官僚主义问题，准备走常规流程提交处理建议时，贝利亚的绝密报告已经摆在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这份报告远超赫鲁晓夫个案，直指以勃列日涅夫为表象的隐形第聂伯河帮利益链条：这群扎根乌克兰第聂伯河流域的军政干部，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利用战后重建职权侵吞国家物资，垄断地方工业与粮食调配，可能会形成了盘根错节的特权官僚集团，目的就是按照斯大林的意思给他压死。

报告不仅有完整的人员架构、资金流向、违纪事实，还附上了证人证言与物资流转凭证，铁证如山。

更令人发指的是，贝利亚同步上报了风月客斯基少将的战场渎职罪证：苏德战争后期，该少将为抢占战功，不顾前线敌我兵力差距，盲目指挥冲锋，无视基层指战员的合理建议，导致数千红军战士无意义牺牲，大量优秀基层指挥员阵亡，直接影响了数次战役的战损比。

斯大林翻阅报告时，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他最痛恨两类人：一是葬送红军战士生命的渎职军官，二是侵蚀苏维埃政权的官僚特权阶级。贝利亚的报告精准戳中了他的底线，每一份证据都扎实到无可辩驳。

斯大林拿起钢笔，在报告末尾签下自己的名字，批示铿锵有力：“立即逮捕，从严查办，肃清集团余党，绝不姑息。纪律是苏维埃的生命线，特权与渎职，是红色政权的死敌。”

命令下达，内务部行动组即刻出击，一夜之间，勃列日涅夫、风月客斯基及第聂伯河帮潜在成员全部落网，涉案资产悉数查封，相关违纪线索被逐一深挖。

贝利亚的铁腕肃反并未止步于苏联国内。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苏联的肃反风向迅速传导至各兄弟国家：波兰统一工人党、罗马尼亚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土耳其共产党纷纷响应，效仿苏联成立专门肃反机构，清查国内的官僚特权分子、通敌叛徒与渎职干部，整肃党内纪律。

亚戈达拿着刚整理好的赫鲁晓夫报告赶到克里姆林宫时，得知贝利亚的办案成果，心中担忧自己会成为被审查的一个，也开始狠下心，查，抓，办，行动越来越迅速。

一时间，欧亚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刮起肃反正风，大批尸位素餐的官僚被撤换，侵吞国家资产的特权者被法办，战后重建的资源得以精准投放，军民对政权的向心力空前提升。但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出现了扩大化斗争的苗头，随意扣帽子、恶意构陷的事件偶有发生，肃反逐渐偏离了肃清官僚特权的初衷，沦为部分人打击异己的工具。

斯大林敏锐捕捉到了这一危险信号。他深知，肃反是一把双刃剑，用不好便会反噬政权本身，若任由随意斗争蔓延，肃反执行者本身就会蜕变成新的官僚特权阶级。

1943年10月初，斯大林亲自撰写的社论《论肃反运动的两面性与理性原则》，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在《真理报》上，全文刊发至所有康米主义国家的核心版面。

文章开篇便点明核心：“肃反的本质，是消灭潜藏在无产阶级政权内部的官僚阶级与特权阶级，是扞卫革命果实与人民利益。但肃反具有鲜明的两面性：理性肃反，是政权的净化剂；盲目斗争、随意株连，本身就是官僚主义的变种，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践踏。”

文中明确要求：所有肃反行动必须以实证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禁无证据抓人、严禁株连无辜、严禁借肃反打击政治异见；各级肃反机构接受党委与群众双重监督，一旦发现滥用职权者，与被肃反者同罪论处；肃反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清廉高效的执政体系，而非制造白色恐慌。

这篇社论如同定海神针，遏制了阵营内肃反扩大化的苗头。各国肃反机构迅速整改，规范办案流程，将打击精准聚焦在官僚特权、渎职叛国、侵吞国有资产三类核心罪行上，肃反工作重回正轨，不回正轨的，则通过共产国际来调查是否是组织肃反行动的本人变了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