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28日，莫斯科被西伯利亚寒流裹成一片银白，克里姆林宫的红墙覆着厚雪，尖顶在铅灰色的天空下沉默矗立，而宫内的共产国际最高军事委员会特别全会大厅，却涌动着足以掀翻大西洋浪涛的磅礴力量。

陆地的胜利已然稳固，可来自英美资本主义阵营的海上围堵却愈发严苛。二战硝烟散尽后，英美迅速整合全球海军，以英国本土为核心，在英吉利海峡、直布罗陀、北海出海口构筑层层封锁线，妄图以制海权扼住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命脉与战略扩张通道。各国海军虽家底雄厚，却各自为战、指挥割裂，无法形成合力抗衡英美联合舰队——海权的缺失，成为横亘在共产国际面前最致命的短板。

正是在这样的生死关头，约瑟夫·斯大林身着深灰色元帅礼服，胸前金星勋章熠熠生辉，缓步走到巨幅世界海图前，打破了大厅内的沉寂。他的嗓音低沉而威严，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穿透了室内的呼吸声与纸张翻动声，落在每一位来自全欧、西亚、东亚各国的军政代表耳中。

“同志们，我们拥有欧洲最广袤的土地、最强大的陆军、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的红旗覆盖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片大陆，但我们依旧在海洋面前抬不起头。”斯大林的指挥棒重重点在大西洋、北海、地中海与远东的海域上。

“英美帝国主义者深知，掌控海洋，便掌控了世界的咽喉。我们的钢铁、石油、粮食，我们对全球殖民地革命的支援，都必须跨越波涛。分散的舰队，只是任人宰割的碎片；唯有联合，我们才能拥有一柄刺破资本主义海上霸权的利剑。”

随即，他正式抛出酝酿已久的核心决议：启动社会主义武装力量联合化改革，首阶段全面整合全球各国海军，组建由共产国际军事委员会直辖、完全服务于阵营整体战略的工农国际联合红色舰队。

决议文本以十余种语言分发至各国代表手中，条款清晰、严谨，完全贴合各国实力与地缘需求：所有共产国际成员国，须依据本国工业水平、海军存量与海防地位，向联合舰队无偿划拨作战舰船，苏联、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海军大国，承担战列舰、舰队航母、重巡洋舰、远洋潜艇等主力舰只；波兰、南斯拉夫、土耳其、伊拉克等中等国家，提供轻巡洋舰、舰队驱逐舰；捷克、匈牙利、蒙古、朝鲜等小国，则以鱼雷艇、扫雷艇、巡逻艇、补给舰等轻型辅助舰艇补足编制。

所有划拨舰船的产权仍归属原所属国，但作战指挥、兵力部署、任务调度权百分之百归属共产国际联合舰队司令部；联合舰队的核心使命，为打破英美海上封锁、保卫阵营全球交通线、支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威慑资本主义海上挑衅；任何成员国若因本土海防需求单独调用舰船，必须向共产国际军事委员会提交正式租赁申请，明确时限、区域与任务，经审批后方可使用，且承担人员、燃料、维修等全部成本。

决议同时敲定四大战略母港：波罗的海以苏联塔林为核心，北海以德国基尔军港为枢纽，大西洋占法国布雷斯特港口，地中海依托土耳其伊兹密尔深水港，远东暂时以苏联海参崴为总基地，由所在国提供港口、岸防、仓库与驻泊设施；指挥体系摒弃单一国家垄断，由各国代表民主选举产生总司令、副总司令、分舰队司令及参谋总部，兼顾苏、法、德、意各国海军传统与专业能力，实行集体领导与军事主官负责制。

决议宣读完毕，大厅内没有一丝反对的声音。法国代表深知英吉利海峡封锁之痛，德国代表渴望以完整舰队打破北海围困，土耳其、伊拉克代表急需联合力量守护黑海海峡与波斯湾，东欧、东亚各国更明白，联合是抵御英美海上入侵的唯一出路。举手表决的瞬间，全体代表一致举手，工农国际联合红色舰队的组建决议，全票通过。

当天下午，各国便敲定了舰船划拨清单：苏联出动苏维埃级战列舰、大型舰队航母与远洋潜艇集群，撑起联合舰队核心战力；法国将黎塞留号、让·巴尔号战列舰与完整的地中海舰队编入序列；德国派出俾斯麦号、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由海量U艇组成水下突击力量；意大利以利托里奥级战列舰与亚平宁半岛舰队，充实地中海分舰队；南斯拉夫、希腊、波兰等国则以轻型舰艇与岸防力量，补足近海防御短板。

指挥层的选举在次日闭门会议中顺利完成，完全依照既定体系落地：苏联海军元帅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当选联合舰队总司令，统揽全局；法国将领马塞尔·阿利伯特出任第一副司令兼政治委员，平衡阵营协调与政工纪律；德国名将君特·吕特晏斯担任第二副司令兼作战参谋长，执掌实战策划与海空协同；意大利将领拉斐尔·德·科斯塔任第三副司令兼后勤司令，统筹全球基地与补给。作战部、航母航空兵部、潜艇部队部、战列舰部等职能部门同步组建，吕特晏斯、让·德·拉波尔德等各国名将各领其职，五大战略分舰队编制正式划定，一支横跨欧亚、统合全球社会主义海上力量的无产阶级联合海军，指挥体系彻底成型。

各国代表怀揣决议与任务清单陆续离场，准备回国启动舰船调配、港口改造与人员整编，大厅内渐渐空寂，唯有一道身影伫立在海图前，目光紧紧锁定在广袤的印度洋上，眼中满是炽热的艳羡与迫切的渴望。

他是印度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苏雷什·梅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