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跟他说清楚，英国从未有过这类悬赏，接着又和他讨论了他的解法，发现那根本毫无用处。后来我提到了另一位耶稣会士理查德·怀特，他早在1648年之前就以《chrys?spis》（我没见过这本书，没法介绍内容）为名发表过“化圆为方”的解法，而怀特（别名Albi）是史上唯一一位意识到自己解法错误的“化圆为方者”。
这位南美来的耶稣会士被这个例子打动了，承诺会先多读些几何学着作（他可比不上着名数学家克拉维乌斯），再出版自己的书。但他后来还是反悔了——没过几天，我就看到他的书被宣传了。我可以说，我对这类“研究”毫无收藏兴趣，连买他书的好奇心都没有；而那位耶稣会士朋友，在占用了我一小时时间后，也没给我寄一本样书，按理说他本该寄的。
6.“国内人士前来申领‘圆周率悬赏’”
有个农业工人研究出了“化圆为方”的方法，还带着成果去了伦敦。他把自己的论文交给了我，其中一份是写给大法官的信，信里要求大法官立刻把10万英镑（他声称的悬赏金额）交给自己。
不过他还没做到像德·沃森维尔先生那样极端——我记得在1778年，德·沃森维尔曾起诉法国科学院，要求对方把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悬赏判给自己。
我把论文还给了这位工人，还附了一张便条，说明他连“化圆为方”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都没搞懂，缺乏最基本的相关知识。不久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信里说：“一个看不出我已经解决了问题的人，应该‘换个行当，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主日学校里，先学点东西，顺便看着小孩子别把衣服弄脏了’。”
我还收到了他一位朋友的信，信里说我明明知道他的朋友已经成功了，而且据说我之前也这么说过。这些回信后来都被刊登在了《问答集锦》（第一辑，第十二卷，第57页）上，只是隐去了写信人的名字，供读者消遣；后面还会再提到这些内容。
很多人对一切思考的尝试都怀有极高的敬意，即便有些人对自己从未研究过的领域妄称能引领潮流、惹人注目，旁人若嘲讽这些人，他们也会感到震惊。在给我匿名来信的人里，有位先生对我批评“那位贫穷却爱思考的人”一事颇为不满——我在引言里提到过此人：我告诉他，他连求积问题的难点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可他反倒建议我去主日学校学习。我的这位批评者完全忘了，此人的“爱思考”，主要体现在他竟要求大法官给他十万英镑，作为他“发现”的报酬；而且我还要补充一句，他最大胆的“创想”，就是把自己这个不算过分的请求没人理会的原因，归咎于“神职人员”[13]。我之所以提到这封信，是因为它恰好能让我指出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人们总觉得，有些人事先没钻研过某个领域，却能凭借天生的智慧，成为造福人类的大功臣。
我的批评者说：“莎士比亚——或许这位作者会承认他是个聪明人，尽管在学识方面，莎士比亚却成了被轻视的对象……”说莎士比亚在学识上该被轻视！我本人虽说算不上是个彻头彻尾的莎士比亚研究者，而且也认同乔治三世评价的前半句话——“什么！这里面难道没有糟糕的内容吗？只是没人该把这话挑明罢了”——但我坚决认为，只要是懂行的人就会发现，莎士比亚几乎在每一幕戏里，都巧妙地展现出自己学识的“暗号”，这一点，除了各类直接证据之外，还有更多旁证可以支撑。首先、最重要且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本·琼森的证词：莎士比亚“懂一点拉丁语，希腊语则更少”。但要知道，即便本·琼森是在贬低莎士比亚，以他的标准，莎士比亚掌握的希腊语，其实已经能算“会一些”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懂点希腊语就已经很罕见了。莎士比亚年轻时，圣保罗学校和麦钱特泰勒斯学校（均为英国知名老牌学校）的教师，不仅要精通规范纯正的拉丁文学，“只要能找到合适的人，还得懂希腊语”。
本·琼森说那番话，本意是想把莎士比亚在学者中的排名往低了放，但并没把他排除在学者行列之外；更何况，本·琼森自己也是个剧作家，还是莎士比亚的竞争对手，他向来为自己那套“学者派”的创作风格引以为傲。而且，我们也可以探究一下，在本·琼森眼里，多少拉丁语才算“一点”。莎士比亚在某些方面的学识，之所以远不如本·琼森那般显而易见，部分原因在于：莎士比亚的作品把学识“化”在了文字里，就像化学反应一样融入其中；而本·琼森的学识，更像是简单的机械堆砌。
7.有位老人来找我，非要给我讲宇宙是怎么形成的。他说，最初只有一个分子，这个分子通过振动——天知道是怎么振动的——变成了太阳。接着再振动，又产生了水星，其他行星也是这么来的。我猜，这可怜人大概是看了些书，把星云假说塞进了脑子里，还跟自己原本的一些想法搅和在了一起，形成了这么个古怪的混合体。他还说，振动方式稍加改变，就能产生热、电之类的东西。我[14]一直听着，直到这位“讲解者”自己不再“振动”（也就是不再说话）——这向来是结束此类对话最快的办法——然后我才说：“我们对弹性流体的了解，目前还不够完善。”
“先生！”他立刻接话，“我看您这是明白我说的道理了！为了感谢您肯听我讲，我要把我很少跟人说的事告诉您——我从来只跟能理解我这套理论的人讲——那个通过振动形成了我们太阳系的小分子，就是《约翰福音》里说的‘道’（即‘逻各斯’）啊！”
后来他去找了拉德纳博士，可对方根本不愿跟他讨论什么太阳系——光是“最初那个分子”的说法，就已经让拉德纳博士觉得没必要再谈下去了。这些搞科学的人，要是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来龙去脉”（即历史背景）一窍不通，对这些可怜的“发现者”可真是够苛刻的！
他临走时还说：“先生，德摩根先生对我的态度可不一样！他听得特别认真，我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相信我这套理论是对的了！”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各行各业的许多“发现者”都这样：只要对方没有无礼到态度强硬地反驳，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说服了对方。
我的这份清单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我得跟读者说清楚：我那些略带轻蔑或嘲讽的笼统评价，针对的都是那些“自己还没学明白，就急着去教别人”的无知之辈。而在所有案例里，凡是我能怀着敬意去评价的人——不管他们的观点是对是错——他们在完成自己的理论构想之前，都会先去钻研自己要探讨的领域，努力获取相关知识。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清单的最后再举例子进一步说明。
在开始列清单之前，我想先重点分享一封我写的信——这封信发表在1865年10月28日的《通讯者》杂志上。有些跟我唱反调的“怪人”，总把其他报刊上的文章安到我头上；还有些人——我知道确实有人这么想——觉得自己知道，我就是那些评论过本书中提及的某些着作的书评作者。接下来的这些话，会解释清楚他们的想法在哪些方面可能是对的，又在哪些方面可能是错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