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非接到特别通知，否则编辑绝不会擅自改动读者来信——不管是投诉信、临时告知信，还是撰稿人觉得有必要以读者身份写的信。不过，当投诉信的言辞过于激烈时，有时确实不得不做些删减。

我自己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位爱开玩笑的编辑，没跟我打招呼就修改了我用化名署名的一封信，在里面加了我一位朋友的名字，还加了一段讽刺内容——那段讽刺我既不认同，就算我想写也不会那么写。我严厉指责他时，他却回答：“我知道这么做很不对，但人性实在忍不住。”不过，我这辈子也就遇到过这么一次这种事。

我想，我写的这些内容，或许能让你的一些读者了解现代新闻业的“利弊得失”。我认识一些学识渊博、精通科学的人，他们对现行的新闻运作体系一无所知，就像乡下小镇里没受过教育的报纸读者一样。或许我能让一些撰稿人明白，不要轻易认定某件事就是某人做的。他们或许能找出评论自己的人，也能确定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基调确实出自那人之手。但至于文章中的某个或某几个观点，尤其是那些简短却尖锐的观点，他们很可能会判断失误。就在几周前文章发表后，我自己在回看一篇过去的文章时，就犯过两种判断错误：把自己写的内容当成了编辑添加的，又把编辑添加的内容当成了自己写的。

有人问自己是否写过某篇文章，该如何回应呢？他当然可以拒绝回答，但这往往会被视作默认。他也可以像斯威夫特对贝特沃斯律师那样回应：“先生，我年轻时，一位朋友曾建议我，要是有人问我是否写过某篇文章，就矢口否认。所以我现在告诉你，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还有一种方式，就像我常做的那样——要是有人说某个笑话、故事或是警句是我编的，我会说：“我巴不得能多揽点功劳，所以不管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归我，我都一概承认；这个故事啊，就是我的。”

但要是碰到严肃的情况，比如被指认写过某篇评论文章，还可以这么回答：“文章的素材是我提供的，但编辑没按我原来的样子刊登，所以我没法承认整篇文章是我的。”之后他大可以拒绝细说编辑到底改了多少。这种情况有两种极端情形：一种是编辑只删掉了一个起限定作用的副词；另一种则可能像的，但只要把每隔一行、两行的句子调换顺序，就变成赞美女性了。比如：

“亚当得见女人面，

从此再无安稳日；

亚当未遇女人前，

生活本是乐无边。”

要是原文本是这般模样，一位殷勤护花的编辑调整了句子顺序，那作者确实没法理直气壮地承认这是自己的作品。可要是改动只是删了个副词，或是类似的小调整，作者也没法真心实意地否认。至于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情况，每个人都得自己判断是非。我小时候曾很惊讶地听到，一些庄重的人竟然认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做法——摄政王直接问他是不是《威弗利》的作者，他却干脆利落地否认了。如果我没记错，塞缪尔·约翰逊也会赞成这种做法。

众所周知，法律赋予一个人某项权利时，也会同时赋予他充分行使该权利所必需的一切条件。比如，要是一个人的土地被别人的土地环绕，那他就有权在别人的土地上通行。由此类推，有人认为：一个人既然有权保守自己的秘密，那也有权采取一切必要且合法的手段来守住秘密。所以，要是只有否认才能保住秘密，那他就有权否认。我承认，从旁人的角度看，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只要良心和自尊能接受，没人能指责这种做法。但这个问题不能靠单一案例来解决，真正的核心问题是：抛开意图和具体情境，谎言本身是否就是“本质邪恶”的？这个问题有两面性。我们能想到一些假设的情况：比如只有说谎才能阻止一场谋杀，或是说谎能救人一命。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说谎是错的，更没人会去指责；可一旦要权衡斟酌，对错的界限就变得非常模糊了。

据我所知，只有一部作品，乍一看和我的《收支预算》在特点与宗旨上完全一致，那就是约翰·希尔医学博士所着的《伦敦皇家学会着作评论》（1751年、1780年，四开本）。这个人得罪了不少人：写这本书得罪了皇家学会；私自配制、售卖药典之外的药剂，得罪了医学界；因为自己的剧本被拒而怀恨在心，又得罪了加里克。于是加里克写了句打油诗讽刺他：

“论闹剧与医术，无人能及此君；

他的闹剧是医术，他的医术是闹剧。”

我也曾批评过皇家学会和医学界，但对戏剧界及其才子们一直敬而远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人写警句讽刺我。希尔博士很有才华，却也十分古怪。汤姆森博士在《皇家学会史》里说他毫无幽默感，但汤姆森博士本人本就是个连幽默感都察觉不到的人。

韦尔德先生在《皇家学会史》里支持汤姆森博士的观点，却补充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先是和前人一样指出，在马丁·福克斯担任学会会长期间，《会刊》上刊登的琐碎、幼稚的文章比例异常之高，接着又说希尔的书是“拙劣的幽默尝试”，还明目张胆地流露出“失意者的情绪”。但他又补充道，这本书对皇家学会或许还是有些影响的——因为在该书出版后不久，《会刊》上文章的科学价值就有了显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