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分北洋时期与后北洋时期？眼下发生的这一切，便是最好的注脚。

说起来，民国这些年，最值得称道的，大概就是教育还算办出了些名堂。民国前期，是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体系自清末草创，到这一时期，才真正走向成熟。

袁大帅虽然后来走了那一步，可他最大的功劳之一，恰恰在教育。从整顿大学堂，到力邀蔡先生出山主持北大，他确确实实为华夏教育做了些实事。

那时节，哪怕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教育风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哪怕他被人指着鼻子骂，读书人依然能畅所欲言，不受拘束。那份胸襟气度，搁在后来的人身上，是再也寻不着了。

可到了如今，教育界却开始面临严重的危机。这段时日，堪称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

按理说，前人已经铺平了道路——国立高等学府都有专项拨款，花旗退还的庚款足以支撑发展，洛克菲勒等知名商人也慷慨解囊，大力资助教育事业。靳某人和曹仲珊只要不插手干预，平稳发展本不是难事。

可他们偏偏做不到！

让人无语的是，他们接手之时，正是北洋财政最宽裕的时期。欧战结束，普鲁士的赔款免了，西方的赔款暂缓了，老毛子的赔款也不要了，徐又铮的边防军也解散了。这几年省下来的银两，加上眼下的军费削减，照理说，应付财政开支绰绰有余。

可那是前八年那套班子才能办到的事。到了这帮败家玩意儿手里，就全变了味儿。军阀索饷的事刚刚平息，教育界又开始抗议了。

政府拖欠国立及公立高校的经费，已经让所有教育界人士坐不住了。国立公立高校学费低，自身收入有限，正常运转全靠政府拨款。

如今经费迟迟不到位，学校的日子便过不下去。扩招不能搞了，先生的工资给不起了，实验室断了供给，赴法勤工俭学又黄了。这便成了风潮再起的导火线。

前人究竟做了多少努力？单从财政上说，北洋前两届政府便下了死命令。财政部明文规定，“国立专门以上学校之费”列入国家费，其他专门学校经费则归地方费。编预算时，各类高校拨款方式必须一一明确，各省还得将省内高校经费单独列出来，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到他们接手的时候，京城已经攒下了响当当的“国立八校”！北大，法、医、农、工、美五所专门学校，再加上男、女两所高等师范。八校并立，名声赫赫，是华夏教育的门面，也是北洋前人心血堆出来的家底。

可如今呢？北洋政府的财政乱成一锅粥。教育经费拖欠着，教师薪资也拖欠着，一拖就是三个多月。京城各校早就撑不住了，像一根绷了太久的弦，随时要断。

教职员工连过年的钱都没见着，硬扛了几个月，日子越过越紧巴，有的家里米缸见了底，有的连房租都交不上。

三月初，八校终于扛不住了，率先同盟罢工。三月十七日，八校代表马先生、陈先生等人捧着停职宣言，一趟一趟往北洋各部门跑，递上去，等着回应。

可当局那边，连个声响都没有，像是把这群人连同他们的诉求，一块儿给忘了。靳某人那双眼睛，是斜着长的。他只能看得见钞票，旁的什么都入不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