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儒吹着胡子，却没再硬顶，只是嘟囔：“经史不能丢……”

“可每月各开两课。”山长拍板，“不占经史课时，愿学者自去，如何？”

沈砚之躬身行礼：“谢山长！”

消息传开，书院里炸开了锅。有人觉得新奇，早早搬着书案去占座；也有人嗤之以鼻，说“沈砚之想把书院变成工匠坊”。周老儒更是放话：“正经学子谁去听那些铜臭数字？”

可首课那日，讲经堂外却排起了长队。沈砚之站在讲台上，身后挂着幅巨大的《黄河泥沙分布图》，图上用不同颜色标注着泥沙含量：“诸位请看，黄河每年携带的泥沙，若堆成三尺见方的土台，可绕汴京三圈。正是这些泥沙淤积，才使河床年年抬高，终成悬河……”

他拿起算筹，在黑板上演算：“此处流速每秒三尺，泥沙沉降速度为每日半寸，据此可算出，需每月清淤一次，每次至少挖深五尺，方能保汛期无虞。”

台下鸦雀无声。有来自黄河岸边的学子，想起家乡年年水患，眼圈发红；也有出身官宦家的子弟，第一次知道“治水”不是只靠“祈祷上苍”，而是靠着这些精准的数字和测算。

王敬之挤在人群里，边记边叹：“原来我爹总说‘治河难’，难在这些细枝末节里！”

连周老儒都拄着拐杖，在后门站了半堂课。当沈砚之讲到“用算学算出最优堤坝倾角，可省三成工料”时，他捋着胡子的手顿了顿，嘴角虽依旧紧绷，眼神却柔和了些。

课罢，学子们围着沈砚之追问不停：“沈兄，我家乡的池塘总漏水，能用此法测算吗？”“算学里的‘均输术’，真能算出漕运最省的路线？”

沈砚之笑着一一解答，夕阳的金辉落在他身上，竟比讲经堂的匾额更耀眼。他知道，每月两课或许改变不了太多，但至少，有一扇窗被推开了——让经史的墨香里，也飘进些泥土的气息，让未来的朝堂上，能多几个懂实务、知民生的身影。

那晚，山长看着沈砚之整理的课案，上面写着：“经义如根，实务如叶，根壮叶茂，方是大树。”他提笔在后面添了句：“此子所图，不在一课，而在天下。”

窗外的银杏叶簌簌落下，像在为这场悄然的变革，鼓掌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