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静静听着，案上的烛火映在他眼底，跳动了许久。他忽然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卷泛黄的卷宗，扔给沈砚之：“看看这个。”

沈砚之接过，见是庆历年间的旧档，记录着关中旱灾时，官府用“常平法”开仓放粮的细节，里面贴着当时灾民领粮的名册，字迹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

“这是旧法。”司马光的声音带着些感慨，“当年灾民感激，送了块‘活我’的匾额，挂在粮仓上，后来被雨水泡烂了，可那些名册上的人，如今多半还在田里种庄稼，没忘了那会儿的活命之恩。”

他又从另一个书架上取下一本账册：“这是王安石新法里的‘市易务’账目，你看这里——去年冬天汴京大雪，市易务把囤积的木炭按平价卖给百姓，没让奸商抬价，救了不少冻饿的人。”

沈砚之翻看账册，见上面详细记录着木炭的进价、售价、卖出数量，连“某街某户买了三斤”都记得清清楚楚，末尾还有市易务官员的批注：“民无冻死者，幸甚。”

“你说得对。”司马光重新坐下，给自己倒了杯热茶，也给沈砚之推了一杯，“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旧法有弊病，新法有疏漏，盯着‘新旧’吵得面红耳赤，不如多看看百姓是不是真能喘口气。”

他呷了口茶，目光落在沈砚之身上，带着几分审视，又几分释然：“你方才说‘法无新旧，贵在利民’——这话，比朝堂上那些空喊‘祖宗之法不可变’或‘旧制当尽废’的人，清醒多了。”

沈砚之握着温热的茶杯，指尖的木屑早已被暖意焐干：“晚辈只是说句实话。”

“实话最难得。”司马光放下茶杯，在纸上写了行字，递给他，“这是吏部的调令，你乡试已过，先去户部观政吧——不是让你当官，是让你看看各地报上来的税册，看看新法旧法在地方上到底行得怎么样。”

沈砚之接过调令，见上面写着“沈砚之，户部观政，随查各地税册”，字迹沉稳有力。

“君实先生……”

“别谢我。”司马光摆摆手，重新拿起《资治通鉴》，“我不是帮你，是想看看，你这‘利民’二字，能在税册里看出多少门道。若只是嘴上说说，户部的门槛，你也站不稳。”

沈砚之躬身行礼，指尖捏紧了调令，纸页边缘被他攥得微微发皱。他知道，这份调令不止是个机会，更是一场无声的考验——司马光这位保守派大佬，没有因他被王安石关注而排挤，反而给了他看清“法”与“民”距离的机会。

走出司马府时，秋风吹起他的长衫，带着巷口桂花的甜香。沈砚之抬头望了望天色，云层渐散，露出些微湛蓝。他想起方才司马光案上的两本卷宗——旧法的名册，新法的账册，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不管新旧，能让百姓活下去、活得好的，才是顶好的规矩。

他低头看了看调令，又摸了摸袖中那份被磨得边角发毛的汴河疏浚图——或许，他要走的路，从来就不是新旧之争的窄巷，而是一条更宽的道：踩着泥土，望着百姓，一步一步，扎实地走。

而司马光站在窗前，看着沈砚之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提笔在《资治通鉴》的批注旁添了行小字：“沈生观政，非党争之徒，可塑。”烛火照在字迹上，与案头“活我”匾额的残痕遥遥相对，像是在新旧之间，埋下了一颗不偏不倚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