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码头角落的茶棚里，一双眼睛正将这一切尽收眼底。旧党御史刘挚的门生，早已在此等候多时，此刻正提笔记录：“沈砚之私会贬官李之仪，赠物赠言，其心可诛……”

不出三日，弹劾奏折便摆在了仁宗案头。刘挚在朝堂上慷慨陈词：“沈砚之表面中立，实则与新党暗通款曲！李之仪乃新政骨干，沈砚之竟冒险送行，非结党而何？请陛下严惩，以儆效尤！”

朝堂上顿时争论不休。新党官员纷纷为沈砚之辩解：“送行旧友，乃人之常情，何罪之有？”旧党则紧咬不放：“此非寻常旧友，乃待罪之臣！沈砚之身为朝中大员，应知避嫌！”

仁宗听着双方争执，忽然拿起那份弹劾奏折，淡淡道：“沈砚之与李之仪相识十载，当年李之仪为沈砚之辩冤，今日沈砚之送行，不过是投桃报李。”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群臣：“若连这般坦荡情谊都容不下，那我大宋的朝堂，也未免太小了。”

“陛下！”刘挚还想争辩，却被仁宗打断：“李之仪虽被贬，却非奸佞；沈砚之送行，亦非结党。此乃君子之交，坦荡磊落。此事，不必再议。”

一句话，便定了性。

退朝后，仁宗召沈砚之入宫。御花园的凉亭里，仁宗指着池中的荷花，笑道：“你可知，朕为何容你这般‘侠骨’？”

沈砚之躬身：“臣不知。”

“因为你守得住分寸。”仁宗道，“你送李之仪，送的是情谊，而非党争；赠的是‘守心不改’，而非颠覆之语。这便是君子之交——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沈砚之心中一凛，躬身道：“陛下明鉴。”

“朕知道你难。”仁宗叹了口气，“中立者，往往两边不讨好。但朕信你，能在党争中守住本心。”

沈砚之抬头，见仁宗眼中满是期许，心中微动，拱手道：“臣定不负陛下所托。”

那日的阳光透过荷叶，在青石板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沈砚之走出皇宫时，手里还攥着仁宗赏赐的一枚玉佩，上面刻着“清慎勤”三字。他知道，仁宗的“容”，不是纵容，而是期许——期许这朝堂之上，能有更多不恋党争、只问是非的君子，能有更多如他与李之仪这般，不因立场而负情谊的坦荡。

太平州的李之仪收到沈砚之辗转送来的信，信中说“陛下知君子之交，勿忧”。他望着长江，将那幅“守心不改”的字挂在书房，忽然提笔写下：“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他想，这汴河与长江，终究是连在一起的。就像他与沈砚之的情谊，纵隔千里，亦能在这奔涌的江水中，寻到共鸣。而仁宗朝的气度，便在这包容之中，悄然流淌，成为后世称道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