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赃俱获，钱老七哑口无言。书吏按着规矩算账：“申报损耗三十石，实际只丢了两石（还是您自己藏起来的），误差超两倍，罚双倍保费——您这趟运费是二十两，保费原本四两，现在罚八两。”

“什么？八两！”钱老七像被踩了尾巴的猫，跳起来就要骂，却被通判冷冷打断：“您要是不服，咱们就去济南府衙对对账，看看您藏的米到底卖给了谁。”

这话戳中了钱老七的软肋。他藏的米是要偷偷卖给粮贩子的，真闹到官府，可不是罚钱这么简单。他只能咬着牙掏出八两银子，心疼得直拍大腿：“这破规矩！真是要了我的老命！”

周围的船户看得清楚，心里都打起了算盘：钱老七报那么狠，结果被罚得掉眼泪；王老五老实报，反倒没事——看来这新规矩是来真的。

第二个月，报损耗的单子就靠谱多了。去德州的张大头报“损耗八石”，实际丢了七石，误差不足一成，领了张合格凭证；去青州的李三娘更精，算着船龄、水情，报“六石”，最后只少了五石，书吏笑着给她盖了个“优秀”的红章。

钱老七吃了亏，也学乖了。他第二次报的是“损耗八石”，一路小心翼翼，连篷布都检查了三遍，到岸时只丢了七石五斗。书吏算完账，递给他一张凭证：“误差半石，合格。”钱老七捏着凭证，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活了大半辈子，竟被个年轻侍郎的新规矩治得服服帖帖。

两个月后，沈砚之拿着京东路的漕运账册进宫时，册子里的数字漂亮得惊人：船户自报的损耗与实际损耗，平均误差不足一成，比往年靠官吏核查时的“三成误差”好了太多。更让人意外的是，漕运效率也快了——船户们怕耽误了回程拿奖励，都卯着劲赶路，以往要走二十天的水路，如今十五天就能到。

仁宗翻着账册，忽然指着钱老七的名字笑：“这个钱老七，从三成降到半成，倒是进步快。”

“他被罚了一次，就知道这规矩碰不得。”沈砚之解释道，“其实船户们心里都有杆秤，知道正常损耗该多少，只是以前没规矩管着，才敢胡来。如今‘多报罚、少报奖’，他们自己就把秤校准了。”

仁宗合上账册，望着窗外的漕运码头方向，眼里满是笑意：“你这法子，比派十个御史盯着还管用。让百姓自己管自己，才是真的省心。”他提笔在账册上批了“推广全国”四个大字，“告诉船户们，好好跑船，朝廷不亏待人。”

沈砚之捧着朱批走出宫门时，正赶上王老五带着几个船户来谢恩。他们手里捧着袋新米，说是用第一笔“奖励”买的。

“沈大人，这米您尝尝！”王老五笑得满脸褶子，“如今跑船踏实，不用再琢磨怎么藏粮，夜里都睡得香！”

沈砚之接过米袋，指尖触到温热的米粒，忽然想起钱老七拍着大腿骂人的样子，又想起王老五拿到合格凭证时的憨笑。他知道，这“漕运自报制”能成，靠的不是官府的严苛，而是摸准了人心——船户们要的不过是个“公道”，是如实干活能得实在好处，是耍奸猾会受真惩罚。

风从运河方向吹来，带着水汽与米香。沈砚之望着远处穿梭的漕船，忽然觉得，这天下的事，其实都像漕运的损耗一样，与其死死盯着防着，不如给个明白的规矩，让百姓自己去算——算清楚了得失，人心自会归正，日子自会踏实。

就像此刻码头上传来的号子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响亮，都透着股心明眼亮的轻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