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反正会过去。”我接话，“不如学点新东西。”
他看着我，然后笑了——一个真正的、放松的笑：“你说得对。”
我们讨论了可能的方案：他可以观察和记录我们的家庭互动，但要用新的眼光——不是研究者的分析眼光，是参与者的体验眼光。他可以采访温执和温止，问他们这些年的感受，而不只是收集他们的行为数据。
“但我可能会问笨问题。”温序说。
“那就问笨问题。”我说，“真实的笨问题，比完美的假问题要好。”
他离开时，脚步轻快了些。卡住的状态没有立刻解决，但至少有了移动的可能——横向移动，去新的领域探索，而不是在原地挣扎。
傍晚，我在厨房碰到温止。他正在煮咖啡，但心不在焉，水烧开了都没注意。
“三哥。”我提醒他。
他回过神，关掉火。“抱歉，走神了。”
“在想音乐？”
“在想……不做什么。”他说，“我在想，也许我需要一段时间不创作。不录声音，不作曲，不思考音乐。就……停下来。”
“然后呢？”
“不知道。”他诚实地说，“但现在的状态是，我越努力，离我想做的越远。也许需要彻底放手，让那个‘想做的’自己浮现。”
他倒了两杯咖啡，递给我一杯。我们靠在料理台边喝。
“你会害怕吗？”我问，“停下来，万一再也找不到感觉了？”
“会。”他说，“但继续现在这样，也在害怕——害怕一直在重复，永远找不到对的路径。”他喝了一口咖啡，“所以选一个至少新鲜的害怕。”
我们都笑了。
“那你呢？”他问，“找到画画的感觉了吗？”
“没有。”我说，“但找到了打扫房间的感觉。”
“那也是感觉。”他点头，“感觉不一定是创造，可以是清理。”
温执很晚才回来。我听见他上楼的脚步声，很沉，很慢。经过我房间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轻轻敲了敲门。
我开门。他站在门外，西装外套搭在手臂上，领带完全解开了，衬衫领口敞着。
“还没睡？”他问。
“还不困。”我说，“你呢？”
“累，但睡不着。”他顿了顿，“可以进去坐会儿吗？”
我让开。他走进来，没有坐椅子，直接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床——就像我下午那样。我把门关上，也坐下，离他半米远。
我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房间里只有呼吸声和远处隐约的城市嗡鸣。
“今天，”温执开口，声音有些哑，“我解雇了一个人。跟了我十二年的老员工。不是他做错了什么，是公司结构调整，他的位置没有了。”
他停顿，手指无意识地摸着地板上的木纹。
“他哭了。四十五岁的男人，在我面前哭了。说房贷，说孩子上学，说不知道还能找到什么工作。”温执的声音更低了，“我给了他很优厚的补偿，但钱补偿不了……那种被生活抛弃的感觉。”
他看着自己的手：“然后我回到办公室，签了那个大合同。数字很漂亮，股东会高兴。但我在想，所谓的事业成功，就是不断做出这些让人哭的决定吗？”
他没有期待答案。我也给不出答案。
“有时候我觉得，”他继续说，“我建了这个家，这个完美的、温暖的家，像是在补偿外面世界的冰冷。但家不能补偿所有。有些冰冷，必须自己去承受，去传递。”
“那你后悔吗？”我问，“做那些决定？”
他思考了很久。“不后悔。因为那是我的责任。但……允许自己感到沉重，允许自己失眠，允许自己怀疑这些决定的意义。这是我现在能给自己的一点仁慈。”
仁慈。这个词用在这里很准确。不是解决问题，是允许问题存在。不是摆脱沉重，是承认沉重的合理。
我们又安静了。夜深了，窗外的车流声稀疏了些。
“大哥。”我说。
“嗯？”
“谢谢。”
“谢什么？”
“谢谢你是这样的。”我说，“不是完美的哥哥，是会解雇人、会失眠、会怀疑的普通人。这样的你，让我觉得……我也可以成为普通人，也可以有我的沉重和怀疑。”
温执转过头看我，在昏暗的光线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不是流泪，是那种疲惫到极致时的生理反应。
“你也谢谢我，”他说，“因为你的存在，让我不得不面对‘哥哥’这个角色之外的自己。让我知道，即使不完美，即使会让人失望，也可以被爱。”
我们没再说话。就这样坐着，直到温执的呼吸变得平稳悠长——他睡着了，坐在地板上，背靠着我的床，睡着了。
我没有叫醒他，去拿了条毯子给他盖上。然后我坐在他旁边，也闭上眼睛。
卡住的感觉还在。
平台期还在。
无趣和平淡还在。
但在这个深夜里，在这个不完美的时刻，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圆满——不是一切都好，而是一切都真实。真实的疲惫，真实的困惑，真实的陪伴。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不是永远向上攀升，是在平原上行走，有晴有雨，有时轻快有时沉重。而意义的来源，不是抵达某个高峰，是行走本身——尤其是那些看似无趣的、卡住的、不知道方向的行走。
因为行走，就是存在。
而存在，在认真对待时，
即使无趣，
即使只能这样，
也足够成为继续的理由。
温执轻微的鼾声响起。
我微笑，在黑暗中。
明天，
平台期可能还在，
但至少，
我们不孤单地卡在那里。
我们卡在一起。
而这，或许就是家人最深的意义：
不是互相拯救，
是互相见证——
见证彼此的挣扎、困惑、疲惫，
以及，
在这些之中，
依然持续前行的，
那份平凡而坚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