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信任的悬崖

地下隐蔽所昏黄的灯光下，红姨的话像一块巨石，砸破了短暂的安全假象。

公寓被抄。最后的备份可能暴露。我是唯一还带着原始证据关键部分的人。

而此刻，代表匿名者的红姨，向我索要这份证据。

交，还是不交？

我看着红姨。她的表情平静，眼神坦荡，没有任何逼迫，只是陈述事实和给出选择。但那手臂上奇特的烧伤疤痕，和无线电里匿名者那熟悉的、令人不安的电子合成音，像两根冰冷的刺，扎在我对“信任”这个词残存的脆弱认知上。

“红姨，”我的声音因为脱力和紧张而有些沙哑，“匿名者……到底是谁？你们是什么组织？我要把东西交给谁？用来做什么？”

红姨没有立刻回答。她走到一旁的小柜子边，拿出两个军用饭盒，从保温壶里倒出热水，泡了两份压缩干粮，递给我一份。

“先吃点东西。你需要体力，也需要清醒的头脑来做决定。”她自己先吃了起来，动作干脆，仿佛我们不是在讨论生死攸关的证据归属，只是在野外露营。

我接过饭盒，温热的水汽熏在脸上，食物的香味勾起了胃里强烈的饥饿感，但我毫无食欲。

红姨快速吃完自己那份，擦了擦嘴，这才看向我，目光锐利而坦诚：“陈思，我知道你现在谁都不敢信。顾怀山的背叛，宋成哲的算计，周薇的反复，甚至……你上司沈确可能的包庇或参与。你觉得这世界上没有可信之人，对吗？”

我没说话，算是默认。

“但你想过没有，”红姨靠在墙壁上，姿势放松，但眼神没有丝毫松懈，“匿名者从一开始，给你的是线索，是武器，是帮你自保和反击的东西。他/她没有直接拿走证据去邀功，没有用那些东西威胁你或控制你，甚至在你最危险的时候，安排了……像我这样的人，来尽量保你和你需要保护的人（她看了一眼昏睡的周薇）的命。”

她顿了顿，声音更沉：“我们不是警察，不是官方机构。我们是一群……因为各种原因，被卷进类似漩涡，或者目睹了太多黑暗无法转身离开的人。我们有自己的渠道，有自己的方法，也有自己的……执念。匿名者是我们中的一员，也是核心之一。他/她布局多年，目标不仅仅是顾怀山，更是要撕开当年北山矿难背后那张更大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黑网。你，陈思，是计划中重要的一环，但从来不是棋子。他/她给了你选择，每一次都是。”

“所以这次也是选择？”我盯着她，“交出证据，或者不交？”

“是。”红姨点头，“交出证据，我们会用我们的方式和渠道，结合其他线索，尝试在更高层面、更安全的环境下，启动对沈延年及其背后势力的彻查。你和周薇，我们会安排最稳妥的方式转移、保护，直到威胁解除。不交，你可以带着东西，按你自己的想法行动。但沈延年的人正在满山搜捕，你的公寓被抄，备份可能已失，外部接应受阻。你独自带着一个重伤员，在缺乏补给和支援的情况下，能躲多久？能安全地把证据送到你认为可靠的地方吗？”

她的话，冷静、客观，甚至有些残酷，但每一句都戳在现实的骨架上。

我低头看着手中的饭盒，热气已经不再蒸腾。是啊，我能怎么办？带着周薇在这深山老林里东躲西藏，直到弹尽粮绝？还是冒险下山，面对可能遍布眼线的公路和村镇？就算侥幸联系上张警官，警方内部是否绝对干净？沈延年既然能调动武装人员进山追杀，在地方上的渗透恐怕更深。

把证据交给红姨和匿名者，等于是将所有的希望和自身的安危，押注在一个我至今看不清面目的神秘组织上。风险巨大。

但自己硬扛，成功的几率微乎其微，几乎等于自杀。

“你们拿到证据后，具体会怎么做？”我问，试图抓住一点具体的承诺。

“第一步，通过特殊渠道，将证据的关键部分，递交给绝对可靠、且层级足够高、能压得住沈延年背后势力的纪检和监察部门。同时，利用我们的舆论渠道，在关键时刻释放部分信息，制造舆论压力，防止事情被再次压下去。”红姨语速平稳，“第二步，确保你和周薇的安全转移，脱离当前区域。第三步，配合后续调查，可能需要你们在合适的时候，提供证言或辅助证据。整个过程，我们会尽量透明地让你知晓关键进展。”

听起来很周密，很像那么回事。但“特殊渠道”、“绝对可靠”、“舆论渠道”……这些词太模糊了。

“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拿了东西，转头就和沈延年做交易，或者……干脆让证据‘消失’？”我抛出最尖锐的质疑。

红姨似乎早就料到我会这么问。她沉默了几秒，然后做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

她缓缓卷起了另一只袖管。

在那只小臂上，同样有一个陈旧的疤痕，但与另一只手臂上圆形的烧伤不同，这个疤痕是狭长的、扭曲的，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深深割裂过，愈合后留下了狰狞的凸起。

“二十一年前，北山矿难。”红姨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细微的波动，不是激动，而是一种深埋于骨的冰冷，“我父亲，是当年被埋的矿工之一。我母亲去矿上讨说法，被‘不明身份’的人打伤，落下残疾。我当时十六岁，想去找记者，半路被人堵在巷子里，手臂上挨了这一刀，差点没命。那些人说，再敢多事，下次要的就是我们全家的命。”

她放下袖子，遮住了那狰狞的伤痕，眼神恢复平静，但那平静之下，是滔天的恨意和执着。

“我改了名字，换了身份，用了很多年，才勉强活下来，才一点点接近那个圈子，才遇到匿名者和其他有着类似遭遇或信念的人。”红姨看着我，“陈思，我们要的不是交易，不是妥协。我们要的，是让该下地狱的人，一个不少地下去。赵老栓等了一辈子，我父亲和其他矿工在地下等了二十一年，我母亲和我，也等了二十一年。我们不会让证据‘消失’，因为那是我们所有人的命换来的，也是我们等了半生、赌上一切才等来的机会。”

她的话，像一把重锤，敲碎了我心中最后的犹豫和猜忌。

那种刻骨的仇恨和漫长的等待，是无法伪装的。红姨的身份和动机，在此刻得到了最残酷、也最可信的印证。匿名者组织的目标，也清晰了起来——他们是一群受害者或关注者组成的、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复仇者”或“执念者”联盟。

将证据交给他们，或许不是最“合法合规”的路径，但很可能是最执着、最不惜代价、也最有可能撕开黑幕的路径。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闪过赵老栓那张濒死的脸，闪过照片上那些年轻矿工的笑容，闪过父亲病床上的憔悴，闪过苏晓家墙上刺眼的红漆，闪过自己躺在手术台上的冰冷……

所有的线索，所有的伤害，所有的执念，在此刻汇聚成一条清晰的河流——流向那个埋葬了太多冤屈和黑暗的源头。

我睁开眼，走到昏睡的周薇身边，从她贴身衣物一个极其隐蔽的暗袋里（这是我之前检查她伤势时，趁她昏迷悄悄塞进去的），拿出了那个藏着赵老栓文件核心微缩胶片和关键U盘的防水袋。

然后，我走回红姨面前，将防水袋郑重地放在她面前的简易桌子上。

“东西在这里。”我的声音异常平静，“赵老栓文件的核心部分，我整理的沈延年与顾怀山关联线索，以及……我掌握的关于沈确可能知情或受益的疑点。U盘密码是北山矿难发生的年月日，六位数。”

红姨看着那个小小的防水袋，没有立刻去拿。她的眼神变得极其复杂，有郑重，有释然，也有一种沉重的压力。

“你想好了？”她问。

“想好了。”我点头，“但我有两个条件。”

“你说。”

“第一，无论你们用什么方式递送证据，必须确保赵老栓的儿子赵小兵能拿到他父亲留给他的那笔钱，并且得到妥善安置，远离可能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