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上午九点，文化馆的展厅里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的嗡鸣。程野把两张纸条的复印件摊在桌上，原件已封存，他特意用透明袋套好，避免手上的油脂污染纸面。

崔老师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一点点挪动，像在审视一件古碑。他的手指冻得发红，却稳得像一把尺。

这字，学得是何绍基。崔老师终于开口，《东洲草堂记》的味道很重。

是刻意学的吗？程野问。

刻意得有点过了。崔老师指着的字，这一笔横画，起笔收笔都想做蚕头燕尾，可力度不均，是描出来的。还有这颤笔——他敲了敲纸面，太均匀了，像左手写的，或者右手有旧伤，刻意抖。

左手写的？程野的心沉了一下。

不一定。崔老师摇头，也可能是故意伪装。你看这办案不公办，撇捺开张得太大，像是故意把字撑开，遮掩习惯。

您见过类似的字吗？程野追问。

崔老师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陷入回忆：1983年前后，有个年轻人常来馆里看拓片，姓沈，叫沈砚。他右手食指有残疾，1981年在农具厂被机器压了，指尖缺了一截。写字时会不自觉抖一下。我劝过他，别勉强学何绍基，练楷书也行。他笑，说我就喜欢这个劲儿

沈砚？程野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像把一块石头扔进心里的湖，涟漪一圈圈扩散开。

他写过什么吗？程野又问。

写过。崔老师点头，我让他临过《东洲草堂记》的片段。字里有股子倔劲儿。可惜，后来听说出事了……

程野的喉咙里像卡了什么。他谢过崔老师，收起复印件，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却又不敢立刻抓住它。

当天下午，梁铎独自去了沈村。村口的土路泥泞不堪，风里夹着雪。他没有让程野跟着，理由是你年轻，容易被情绪带偏。

沈砚家的院门是旧木板拼的，门楣上挂着一块褪色的牌匾，边角已经磨白。院里堆着柴火，冻得硬邦邦。

刘桂兰听到院门响，掀开门帘，看到穿警服的梁铎，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慢慢坐下，眼泪无声地淌下来。

我儿没偷没杀。她哽咽着说，是郑钧他们屈打成招的。

她从炕席底下摸出一叠旧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眉眼清朗，笑得很直。刘桂兰指着其中一张，照片里沈砚穿着短袖，手臂上有一块明显的淤青。

这是他出事前拍的。她的声音像被风刮过，他说，妈，我没做过。要是我死了，你别难过，会有人替我说理。

梁铎沉默地看着那张照片，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示意她继续。

刘桂兰从枕头底下摸出三封发黄的信，纸边起毛，信封上写着家母大人启，字迹挺秀，带着何绍基的影子。

这是他1982年写的。刘桂兰说，他在厂里加班，给我写信，说要攒钱给我看病。

梁铎戴上手套，小心地抽出信纸。毛笔字一笔一画，起笔有顿挫，收笔有余韵，虽然不及何绍基的老辣，却有几分神似。更重要的是，某些字的结构，与纸条上的办案不公，此为惩戒有惊人的相似——比如的撇捺开张，的收笔回锋。

婶子，梁铎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温和，您知道秦柏吗？

知道。刘桂兰点头，那是砚子的拜把子兄弟，比亲弟弟还亲。砚子被判死刑后，他来过一次，说婶子，你放心，沈哥的事我不会忘。之后就没见过了，听人说去哈尔滨了。

他右手有没有旧伤？梁铎问。

刘桂兰想了想：没有。倒是砚子，右手食指缺了一截。

梁铎的心沉了一下。他把信装回信封，郑重地递还给刘桂兰：婶子，这些信我们可能需要复印一份，做个鉴定。原件还给您。

你们要查就查。刘桂兰擦了眼泪，但我知道，我儿没罪。

4月3日，陆衡带队去了县针织厂。大门紧锁，铁门上挂着一把锈死的锁，风一吹，发出刺耳的响。门卫室里飘着煤烟味，老刘裹着棉袄，缩在炉子边。

找我？老刘抬眼看他们，针织厂早黄了，你们要找什么？

劳保服。陆衡开门见山，1985年停产的那批蓝色腈纶。

老刘愣了一下，随即叹气：仓库里还有些，卖不出去。你们要就拿走吧。

仓库的锁同样锈死，几个年轻人合力用撬棍撬开。门一开，一股潮味扑面而来。架子上堆着一捆捆蓝色的劳保服，布料厚实，边角处有明显的腈纶纤维毛。

陆衡戴上手套，抽出一件，在袖口处轻轻一扯，几根蓝色纤维脱落下来。他把纤维装进证物袋，贴上标签：县针织厂，1985年批次，样本一。

这批衣服，有没有人买过？陆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