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的哈尔滨道外区，被一场连绵的阴雨裹得密不透风。老旧居民区的矮楼挤在狭窄的街道两侧，墙皮被潮气泡得发涨，黑一块白一块像糊了层脏抹布。煤烟味混着装修作坊飘出的油漆味，黏在程野的警服领口，吸进肺里又闷又呛。他攥着秦柏那张1984年的户籍照片，指腹反复蹭过照片上男人平直的眉骨——这是他们从呼兰追到哈尔滨的唯一线索，照片边角已经被汗水浸得发卷。

梁铎走在前面，军绿色胶鞋踩进积水里，溅起的泥点糊在裤腿上，他却浑然不觉。两人拐进南勋街时，派出所的牌子在雨雾里隐约可见，门口的石阶上积着一滩水，映着灰蒙蒙的天。户籍民警翻登记册时，指尖在纸页上划过沙沙的响：“秦柏，1985年10月登记暂住南勋街23号，房东姓张，就住在隔壁楼。”

找到张师傅时，老人正坐在门口补鞋，手里的针线在雨里颤巍巍的。“那小伙子啊，去年十一月就走了。”他放下针线，领着两人往楼上走，木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像随时会散架，“说去外地找装修活，连押金都没要，屋里的东西也没带走，我还以为他会回来取。”

推开23号房门的瞬间，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程野下意识皱了皱眉——十平米的出租屋逼仄得像个罐头，墙角结着黑绿色的霉斑，像爬了层青苔。窗户破了块玻璃，用塑料布钉着，风一吹就“哗啦”响，把煤烟味卷进来，更显呛人。屋里只有一张铺着破棉絮的木板床、一个缺了角的煤炉，还有张旧木工凳歪在墙角，凳面被磨得发亮，四角的握痕深得能卡进指甲。

“就这张凳子没拿走，其他都是我后来清理的。”张师傅站在门口，没敢往里走。程野戴上手套，蹲下身仔细摸了摸凳面，指腹能感受到常年握工具留下的光滑触感。他忽然注意到凳底——用小刀刻着个模糊的“沈”字，笔画走势和呼兰农具厂工具箱上的刻痕几乎一模一样！

“陆哥，取样本。”他朝身后的技术队员陆衡递了个眼色。陆衡立刻掏出镊子，从凳腿缝隙里夹出几根蓝色腈纶纤维，又用棉签刮下一点深色油渍，小心翼翼放进证物袋：“纤维看着和呼兰案发现场的一致，机油得回去化验，但颜色和农具厂车间的很像。”

梁铎这时在床底翻出个硬邦邦的东西，抽出来一看，是本卷边的字帖——何绍基的《东洲草堂记》。封面已经泛黄，扉页上用铅笔写着几行字：“笔意需藏锋，如藏心事。”程野凑过去，瞳孔骤然收缩——案发现场纸条上的颤笔哪里是写不好，分明是秦柏在刻意藏锋，怕人认出他的笔迹！这个念头像道闪电劈进脑海，他忽然明白，秦柏从一开始就布好了局，连笔迹都提前做了伪装。

“这小子，心思太细了。”程野合上字帖，放进证物袋，“夜里给许局打个电话，申请扩大排查范围，秦柏在哈尔滨肯定还有其他落脚点。”

雨停时已是午后，但道外区的装修作坊里依旧闷热。电锯声、敲打声此起彼伏，木屑像雪片似的漫天飞，落在工人们光溜溜的肩膀上。程野和梁铎拿着秦柏的照片挨家问，多数老板要么摇头说“没见过”，要么挥着手赶人：“装修工都长这样，哪记得住？别耽误我干活！”

直到走到滨江街的“老秦装修队”，队长秦建国接过照片，盯着看了半晌，才把手里的锤子往地上一放：“见过。这小伙子去年冬天在我这干了三个月，手巧得很。”他往嘴里塞了根烟，打火机“咔嗒”响了两下才点着，烟雾缭绕里，声音带着点回忆的模糊，“会开锁、修门窗，最老的那种木门锁，他看两眼就能打开。休息的时候也不闲着，总在工地写毛笔字，临的就是何绍基的帖，字写得比我见过的教书先生都好。”

“他话多吗？有没有提过老家的事？”程野追问，指尖不自觉攥紧了照片。

“话少得很，闷葫芦一个。”秦建国吐了口烟圈，“从不提老家，也没见有人来找过他。就有次工地聚餐，他喝多了，端着酒杯嘟囔‘欠兄弟一条命，得还’，我们追问他啥意思，他又闷头喝酒，再也没多说一个字。”

“兄弟……”程野和梁铎对视一眼，几乎同时想到了沈砚。秦柏的复仇念头，怕是从沈砚被判死刑那天起，就扎在心里了。

“对了，他有个黑色布包，天天背着，从不离身。”秦建国补充道，“包角都磨毛了，看着用了好几年。有次他去买材料，我看到布包里露出来一把撬锁的工具，还跟他开玩笑说‘你这手艺，改行开锁都能吃饭’，他就笑了笑，没说话。”

黑色布包、撬锁工具、何绍基书法——所有线索都串了起来。程野心里的疑团消了些，却又多了层紧迫感：秦柏的技能太适合作案，必须尽快找到他。

从装修协会拿到线索时，天已经擦黑。工作人员翻遍了厚厚的登记册，终于指着一行记录说：“秦柏1986年3月在滨江小区接过活，业主是姓王的老夫妻，住在3栋2单元。”